康有为（广东南海人）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1879年（光绪五年）路经香港，“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三年后返粤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翻译之西书，从此，“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16]（p116），立志维新改良事业。他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在维新运动中与乃师并称“康梁”，是一位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当时的青年学子们，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洗礼的”（郭沫若语）。
    孙中山（广东香山人）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早年在檀香山读书，“有慕西学之心”，后在香港西医书院攻读五年，接触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萌发了改革中国的想法，因痛心清王朝之腐败，深知不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绝无中国近代化之日，“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17]（p168）。
    另一位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严复则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福州是福建的文化、经济及政治重心，明季以来即是中国与东洋贸易的枢纽，被称为“商贾中之公正人”。19世纪上半叶，就从这里走出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正是在学习西方第一人的故乡诞生了“中国西学第一”（康有为语）的严复。严复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光绪三年）赴英国学习海军二年，广泛涉猎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学识大进。他最早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论思想，其译著《天演论》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民报》所言，《天演论》使“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18]。《天演论》为主张维新和倡导革命的志士提供了最新的思想武器，辛亥时期的黄兴、胡汉民、朱执信、陈天华、邹容等革命家都深受其影响。
    浙江原为文风鼎盛之区，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对外贸易兴盛，经济、文化发展很快。以学会的创办为例，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浙籍人士在省内外创办的学会有37个，约占全国学会总数（211个）的17.54%。1897年，杭州又设求是学堂，讲求实用之学。从此，各地多设新式学堂，浙省风气大开，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浙江共有官立学堂34所，当年毕业生32人，两项指标将居全国第一位[19]（p37、p39）。
    浙江籍近代士绅和近代学人于维新与革命之运动均有突出表现，成为国内民主运动的骨干力量。戊戌时期，钱塘汪康年（1860-1911）、海盐张元济（1866-1959）与康、梁相唱合，鼓吹维新，前者是上海强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后者则为北京浙籍人士之代表，戊戌时屡蒙光绪帝召见。辛亥时期，余杭章炳麟（号太炎，1869-1936）、山阴（绍兴）蔡元培（1868-1940）、秋瑾（1875-1907）均倡导革命排满，成为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
    江苏地区富裕，文教发达，其社会精英虽多主张革新，行动却颇谨慎。上海成立强学会，江苏只有张謇一人参加；北京成立保国会，列名会员185人，江苏只有17人，居陕西（34人）、广东（27人）、浙江（19人）之后，辛亥时期，光复会为江浙一带主要革命团体，早期会员171人中，浙江104人，安徽12人，江苏只有10人。
    如果说在推进中国经济、文化近代化方面，江苏的智能之士是走在前面的话，那么在推动政治的改良与革命方面，广东与浙江的知识精英则遥遥领先。
    总之，东南地区近代化智力资源的积累，对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对社会改良与革命的推动，对加速中国社会的变迁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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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孙中山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8]胡汉民。述侯官严氏最近政见[N].民报，第2号。
    [19]学部总务司。光绪三十三年分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