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以理学集大成者著称的，他的理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实，朱熹的史学思想也十分丰富，笔者已经撰写专著论述（注：笔者所撰博士论文《朱熹史学思想研究》进行详细探讨，尚未出版。）。然而，对朱熹的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至今为止深入研究者不多。事实上，朱熹的史学才能在宋代就受到一些学者的推崇，如陈傅良在宁宗即位后曾辞去实录院同修撰一职，辞呈中提到：“当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叶适”（注：陈傅良：《止斋集》卷27《辞免实录院同修撰第二状》。），对朱熹推崇备至。而朱熹至此时尚未在朝廷任过官职，他与陈傅良学术旨趣迥异，直接接触时间不长，通信也不多（《朱子大全》中收入给陈氏数封信）。以陈氏当时的学术声望、才识及地位，如此称颂朱熹之史才，可见朱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那么，朱熹史学思想在宋代史学上地位究竟如何呢？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第一，朱熹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在宋代史学上十分突出。朱熹是两宋最著名的理学家、理学集大成者。从两宋理学家看，周、程、张、邵等人虽在历史哲学上有所涉及，但在史学的其他方面论述极少，故可不必多论。胡安国著有《春秋传》，但强调“微言大义”，穿凿附会；张栻虽著有史论，但构不成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因此胡、张两氏均无法与朱熹比拟。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的吕祖谦，一生治史，史学著作比朱熹更多，也有比较完整的史学思想体系。就朱吕相比而言，吕氏的史学思想比朱熹更为“纯粹”，即更接近传统的史学，朱熹则理学立场异常坚定，这里概括两人史学思想的异同（注：笔者已撰《朱熹与吕祖谦史学思想比较研究》，待刊。）。吕祖谦也认为学者必须进行道德修养，但他在讨论学者治史时，侧重于“用”。他强调说：“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明确将《左传》之类史书作为有用之学；他重视总结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过程，认为“凡兴废因革，皆当兼考其义之当否，时之升降，事之利害”（注：吕祖谦：《东莱集·别集》卷14。），只有通过追本溯源，知其利弊，然后可以从政，他称这样治史才是“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注：《东莱集》卷5《太学策问》。）他所著的《历代制度详说》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朱熹则把治史作为进行己身修养的辅助手段，首先强调要在治史中发现天理之无所不在，以利自己的道德修养，其次才谈得上治国平天下。可见吕朱两人对治史目的的看法是有一定的差异的。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吕祖谦长期在朝廷中当官，当然就比较着重于“用”，即施之于政；朱熹则长期赋闲在家，以课徒为生，从儒家进而治国平天下，退而独善其身的修养学说出发，强调己身修养也就不奇怪了。因此，朱吕两人处境不同，对治史目的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其次，朱吕两人的治史态度也有不同。吕祖谦虽然说过为学“当先立其根本”，认为“根本不立则德终不可进，业终不可修”（注：吕祖谦：《丽泽论说集录》。），表示只有“读经多于读史，如此，然后能可久可大”（注：《东莱集·外集》卷6《与叶侍郎正则》。），但是，实际上他并不反对偏重治史者，从他称赞陈亮等人的言论便可看出。而且，他教育学生也比较偏重于史学，其门人吴必大曾明确说“吕丈劝令看史。”（注：《朱子语类》卷122。）甚至他强调对《左传》、《史记》、《前汉》等史书“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真不可一字草草。”（注：吕祖谦：《左氏传续说·纲领》。）朱喜强调“先经后史”的治学顺序，认为学者应以四书六经为主，尤其要认真看四书，只有在“有余力”时才可去治史，而且治史是治经的“辅助功课”，作为明天理的途径之一。这种态度显然与吕祖谦不同。正由于此，朱熹对吕祖谦的治史态度经常进行批评，认为“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与之辨”（注：《朱子语类》卷122。），其不满溢于言表。《宋元学案》称：“宋朝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注：《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指出了朱、吕在治学上的差异，其实也可看成是治史态度上的差异。
    再次，吕祖谦认为治史可以“畜德”，而朱熹则认为治史过多会坏人心术。吕氏的治史畜德论是基于他对“心”的认识。作为一个理学家，吕祖谦也强调“天理不可灭”（注：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卷2《梁亡》，武汉古籍书店复印本（无出版年月），第176、177页；《盗杀伋寿》，第66页。），而“天理”则存在于人的心中：“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注：《东莱左氏博议》卷2《齐桓公辞郑太子华》，第164页。）这种将道等同于心、把心等同于宇宙本体的观点，更接近于陆九渊的心学。吕氏把心分为“内心”（即本心、道心）和外心（即私心），他说：“‘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注：《吕东莱先生文集》卷20《杂说》。）他用这些概念来论述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如评论春秋楚平王信谗言而欲杀太子建之事：“大抵父子之道，天性也。……盖人之心有内外，天属之爱，内心也。惟后来被小人以开拓土地之说，引诱他内心向外去，流而忘返。他外心日炽，内心日消，使他里面都消尽，故其父子自为虎狼，更向戕贼。”（注：《左氏传说》卷14。）基于这种以“心”论史的观点，吕祖谦认为“多识前言往行，考迹以观其心，察言以求其心，而后德可畜。”（注：《丽泽讲义》，见《宋元学案》卷51《东莱学案》。《宋元学案》卷36《紫微学案》将“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作为吕氏家传，吕祖廉此语则是明证。）这种“治史畜德”论强调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达到促进己身修养的目的，这当然是一种理学观点。《宋元学案》把“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作为吕氏家学的真谛，应该说是对的。与吕祖谦相反，朱熹认为史书中“道理（即天理）不多”，学者不应该通过看史书来体认天理，而应该直接从四书六经中体认。如果偏重于治史，不但达不到对自己修养有利的目的，反而会被史书中的阴谋权术弄坏了人的心术。因此，朱熹曾说：“人言何休为《公》、《羊》之忠臣，某尝戏（言）伯恭为毛、郑之佞臣”（注：《朱子语类》卷122。），实际是指吕祖谦“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认为这种重史轻经的治学方法必然“见得浅”（注：《朱子语类》卷122。），难以光大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