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和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一样，吕振羽是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中撰写了许多史学专著和学术论文，代表作如《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史学研究论文集》、《史论集》、《中国历史讲稿》等。他所奉献的每一部史学著作，都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前沿水平。
    吕振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典型作品是《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由人文书店出版。30年代，在学术条件很差的境况下，作者尽可能地对已经发掘到的中国史前社会的考古资料作了科学分析。从仰韶文化中石锄、谷粒的发现，论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种植。作者还将对神话传说的研究和考古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论定传说中之“尧舜禹”的时代，为中国女性中心的氏族时代；传说中之“启”的时代，为中国史由女系本位转入男系本位的时代，从而突破了阶级社会史研究的局限，突破“历史怀疑主义者”理论客观上造成的禁区，完成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的开拓任务。
    由此，吕振羽也成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探求史前中国历史的第一人。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中，作者认为古史辨派反对封建古史观的壮举值得肯定，但否定一些古史、古书，乃至将古籍所载神话传说中有真实历史背景的成分也一并否认，并不可取。他认为，那些散见于各种记载中的神话传说的来源，虽不敢完全确定，但，“能代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真际意义，是我们敢于确定的”。“古籍神话中保留着的神话传说式的记载，不仅能正确地暗示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还相当丰富”（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82页。）。
    1936年，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一书由上海不二书店出版。这本书的重要学术观点之一，就是论定殷商已是一个很实在的奴隶制社会。根据甲骨文、易卦爻辞、《商书·盘庚》等有关资料，他认为当时的社会已明显形成若干阶级和阶层，建立了国家机器。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也有明显分工。所谓纣为象箸、牙床、琼楼、酒池、肉林的说法，虽有夸张，但可说明问题。殷商不是金石并用时代，而是青铜时代。在中国，以青铜器为标志步入了文明社会。建筑业、缝纫业、皮革业、冶炼业、陶瓷制造业的兴起，都说明殷商的生产力“已开出了”文明社会。《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指出，西周分封土地，实际是在创造等级不同的封建领主和庄园，构成整个封建社会的等级结构及其基础。“受民受疆土”，是土地的授予和人连在一起的意思。“庶人”、“庶民”、“小人”等是农奴，周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开启了中国封建制的初期阶段。《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撰写，使吕振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殷代奴隶社会说和西周封建论的首先提出者。这也是最早和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点相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
    诚然，吕振羽还是系统运用科学唯物史观探索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的学者。1937年6月，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是他首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撰写的中国思想通史。作者将历代思想发展分作两个阶段进行系统阐述。一是关于奴隶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一是关于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封建社会时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又划出领主制的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史和地主制的封建制的政治思想史。在此基础上，分析每一个具体时期、具体人物的具体思想。吕振羽强调，“第一重要的”，须要把握某一时代的经济结构及其政治形态，“正确的明了其时代的生产方法……人类的思想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顺应着发展着”（注：《中国政治思想史》导言，黎明书局1936年版。）。他还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阐述历代思想的流变。他强调，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进程不断运动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
    1941年5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 下册于1948年撰成，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这又使他成为最早系统、具体地探索中国社会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学家之一。这部通史摒弃历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史学观和方法论。他认为，新的通史必须以新的历史观为指南，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强调，“我的写法与从来的中国通史著作颇多不同，最重要的……我是把中国史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注：《〈简明中国通史〉序》。）。他还着重指出，在研究中应根据正确的方法论，“和世界史作一比较的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一般发展的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记述”，“尽可能去分析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53页。）。作者以强调的口吻说，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主要是在下层群众以至中层群众之中，人民群众中“蕴蓄了民族斗争之无限伟力”（注：《简明中国通史》（下），三联书店1951年6 月第5版，第546页。）。
    吕振羽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1947年4月， 大连大众书店出版的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是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史著作。该书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中国各民族的历史作约略但全面的阐释。这当中很突出的史学思想，便是对大汉族主义的批判。他强调，世界上不存在所谓的“纯亚利安血统”、“纯大和血统”的民族。“中国各民族都不断杂入世界其他民族血液”，“中国各民族相互间的血统混合与同化，更有着一个长期的立体交流的过程”（注：《中国民族简史》，光华书店1948年版，第11页。）。这部著作还对社会上制造的民族隔阂和民族分裂理论作了尖锐批判。
    建国后，在处理繁忙公务之余，吕振羽在其先后撰写的著作中，又多次谈到中国民族史问题。关于民族发展史，他说，各民族本质上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住区上基本“交错”、“插花”、“大杂居”；经济上相互交往，相互渗透，“表现为带有一些地区分工性质的供求关系”（注：参见《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由此，形成我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个重大特点，而不是偶然凑合起来、内部缺乏联系的集团的混合物。中国各民族关系发展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国家的组织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体制和民族区域自治的组织方式。
    当然，吕振羽的开创性成就不只这些。他对商民族发展途径的探索、对中国古代图腾制度的研究、对回族史和藏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对海外华人史的研究等，都洋溢这样的创造精神。由此，也形成吕振羽的很有特色的中国历史发展观。如：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这一事实的雏形，早在几十万年前，就由他们祖先发展的关系所确定。
    --殷代是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是具有东方亚细亚社会特色的奴隶制，导致这一文明社会的生产力不是铁器，而是青铜器。土地国有、中央集权是其重要特点。
    --西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周朝的疆域内表现为封建制、奴隶制、原始公社制等各种生产方式的并存，形成错综复杂的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在中央区域，到所谓的“宣王中兴”时，封建制确立和巩固；在齐国等殷朝的邦畿地区，春秋时才渐次完成过渡；南方的越，到春秋末期，奴隶制和封建制还并存着。
    --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是缓慢的，但这种缓慢是“迟滞”，不是“停滞”，更不是循环；除了中国人口的增加和特有的地理因素外，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迁徙、历代的种族矛盾（包括外族进入中原的政治压制和经济掠夺）、封建经济满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奢糜生活等，是所以“迟滞”的重要因素。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波澜和曲折突出；西周、两汉、唐、两宋、明等，是比较突出的大波澜；十六国和南北朝、五代和辽金时期、元朝初期、明末和清初，是几次大的逆转时期。跳跃和曲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带有普遍性，波澜突出是特殊性。
    --中国在明代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外国列强入侵扼杀了它的发展，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继续发展，等等。
    这些也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和通史基本理论中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此外，他在史论关系、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爱国主义和民族英雄等史学理论问题上，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