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吕振羽诞生于1900年，1980年去世，一生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参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做了积极的推进工作，关键时刻都起了重要作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治史经历，无疑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对于我们认识和总结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实在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吕振羽不止一次地说过笔剑并用、史学致用的问题。他认为史学必须体现时代精神。在参加社会史大论战时就提出，为了弄清现状，必须深究古代发展过来的道路，“这一问题有急切解决的必要，万不能把这一工作留到‘我们的后辈’去做”；他说，像社会史论战中所要解决的问题，既非老先生的玩弄词句的“消遣”，也非从来文人的“藏诸名山”，“而是为解决民族出路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注：《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食货》，1935年第1卷，第8期。）。他强调，史家不应单纯的为认识过去而认识过去，史家所从事的历史科学应是人类生活斗争的指南针，应对人类实践的路线、方向、目标起着“正确的指导的作用”（注：《谈史学--致青年同学》。《学生杂志》，1940年第20卷，第6期。）。建国后，他继续谈了很多这方面的想法。他说各时代人们活动的主流，都为着现实生活和理想未来，“生动、具体的人类历史，就是这种活动的长河”，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应关注那些总结历史教训昭示现实的工作，引导人们正确总结和认识历史教训，依据客观规律办事，“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注：《坚持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正是有这样明确的史学思想，他的史学成果才起到了重要的现实作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正确地提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问题，回答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简明中国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社会发展的前景，从历史的渊源上作了阐释。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也都出于建立和睦的社会主义民族大家庭的考虑。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理论思考。
    吕振羽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统一的，科学性和党性是融为一体的。这也正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
    吕振羽十分注意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把握，一再呼吁根据国情作准确的诠释，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真正“中国化”起来。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贯彻之。
    例如，根据摩尔根和恩格斯的阐述，东半球的种植业出现要比西半球晚得多。吕振羽则从仰韶文化中石锄、谷粒的具体发现，论定中国新石器时代已经懂得种植。《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这一论述十分大胆，也为日后考古发掘的事实所一再证实（注：后来的考古事实证实了吕振羽的判断。不仅北方很早有种植情况出现，而且，7000年前的南方太湖地区、钱塘江南岸云绍地区，9000-10000年前的江西仙人洞、 吊环洞，都已发展了水稻栽种。1997年11月30日《文汇报》刘红梅文《世界稻作寻根》指出，在江西仙人洞、吊环洞还发现12000 年前野生稻植硅石标本。）。又如，恩格斯说过，铁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但中国殷商时代铁器还不够水准，只有青铜器，可不可以判断其已导向文明社会？吕振羽认为，恩格斯说过铁器至关重要，但也说过最初的铁硬度还不及铜的高。殷商大量铜器冶炼和实际的生产力表明，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生产力，已经创造了文明社会。在中国这样的特有国度，以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可以步入文明社会。
    抗战时期，学术界开展“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吕振羽也一再阐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所谓“中国化”，就是要使先进的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活用于中国，“通过中国的具体环境和民族革命的现实要求来活用”。他认为“新兴社会科学运动过程”中有非“中国化”的问题。有的史家不管中国史的具体内容如何，“牵强附会地去迁就‘古代’希腊罗马或‘中世’日耳曼的公式”，“以希腊罗马或日耳曼的纪年，来概括全人类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发生和没落的纪年”（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26～127页。）。他批评学术界有的人就宁肯相信马札亚尔、沙发诺夫、波特卡诺夫、森谷克己、早川二郎等人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结论，却“不肯信任中国自己的新史家”，但恰恰这些外国史家，“每不及中国新史家自己的结论正确”（注：《中国社会史诸问题》，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第127页。）。 他的《简明中国通史》撰写驱动力之一，便出自这样的感慨。
    吕振羽的努力，也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几十年来发展的轨迹。这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走得相当累，各种反省也相当深刻。还有一点，就是他的敢于争鸣、积极求异、标新立异的精神。
    他在史学研究中，始终有一股子坚毅不拔的研究和探索精神，“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不是那种权威讲了就不再思索的人，也不是那种自己对了就“老子天下第一”者。他的信念只有一条--信仰真理，服从真理。只要觉得对问题的理解有相左之处，又没有使自己信服的合适理由，他都会坚持自己的理论见解，继续自己的科学论证和判断，直至把一条缝辟成一道门，形成系统的学术见解。这样，不仅发展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也充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史学正是在这样的学术争鸣中发展起来的。
    吕振羽史学及其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至少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首先，史学研究还是要注重体现时代精神。史学家要关注现实，为现实研究历史，为光明而揭示未来，不问人间烟火而只钻古书堆，是很难有作为的。其二，完全地、准确地、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其三，鼓励积极争鸣精神。我们应像吕振羽那样，用积极求异的精神看待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以容纳百川的精神，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