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凡是能掀起一时人心的政治、社会、文化的运动，分析到最后，殆无不由民族主义的力量或明或暗地主持着”，因此，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1]（P558）倘若我们就近代中国外受西方列强欺凌侵逼，内遭满清王朝专制压迫的历史情状而言，的确，从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开始，一直到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无一不蕴含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尤其是20世纪最初十年间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的反满革命风潮，其民族主义色彩似乎更加鲜明浓厚。当然，尽管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压迫的斗争一概统一到“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还有可商榷之处，但民族主义思想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本文拟就辛亥革命时期两位最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人物孙中山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一粗浅的比较，不妥之处，敬祈前辈师友教正。
    一
    “民族主义”一词，据说最先在15世纪出现于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字典》以后，即开始被人们广泛使用。[2]（P1）但人们对“民族主义”一词的界定和诠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源于对“民族”和“国家”定义的不同理解。例如，关于“民族”一词，以往通行的解释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3]（P620）其意义在于说明，由于人们长期居住和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之内，没有被天然的地理屏障如浩瀚的海洋或绵亘的高山所分隔，因此，共同的生活产生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才能发展，共同的文化（即民族文化）以及反映在这种文化上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才会形成。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并“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为特征的”。[4]（P27）但也有不足，因为正如上述所言，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4]（P28）这种“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必然要与国家的产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国家普遍形成之后，任何民族都必然会归属于某个或某些个具体的国家，并在与其他民族混合交融的过程中共同生活于一个具体的国度。民族（可以是单个民族，也可以是多个民族）组成了国家，而民族国家则包容了它所管辖范围内的单个或多个民族。世界上既有由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如日本等，又有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如中国、美国、印度、俄国等，而后者显然占多数。“近百十年来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印度民族、俄罗斯民族等，乃是指以国家为单位、包括多个构成民族的‘大民族’或民族共同体”。[2]（P7）近代以后，多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因此，以往通行的解释只注意到“民族”的人类学定义，却“忽略了‘民族’在政治学上的涵义”。[4]（P28）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定义无法把‘民族’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因为）民族主义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就其起源而言，完全是现代历史的产物。”[4]（P30）
    由于“民族”特征的存在及其内在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涵义，“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即使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变化，但民族自我意识仍然明显存在，成为维系民族的重要因素。”[4]（P27）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指的正是这种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
    基于上述这种理念，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唤起，既包含了某些由来已久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反对满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萌，更表现为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这种全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因此，与整个晚清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社会历史条件相一致，众多仁人志士在进行艰难地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其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同样经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即“就严格意义而言，民族意识应有‘传统的’和‘近代的’之分--前者基于共同的地域、血缘和文化所维系的纽结，表现出一种源远流长、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或可称之为族类意识；后者则因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刺激，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5]（P28）
    辛亥革命时期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与民族危机的激化，为长期潜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苏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和条件。在此之前，先是洋务自强新政的破产、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及战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严酷事实，给晚清中国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也增加了人们对清王朝统治能力的怀疑和失望。紧接着数年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陈变法之不可缓”，[6]（P249）光绪帝“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6]（P249）虽一度给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线振兴的希望，但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对变法运动的仇视和血腥扼杀，终由清王朝统治者自己断送了这一可能的转机。随着变法改革惨遭腰斩，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被无情镇压，加之自立军起义、拒俄运动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强烈催发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反感情绪。一个汹涌澎湃的反满革命风潮因此铺天盖地而来，民族主义思想也呈现出传统与近代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