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别号西庄，晚年又称西沚居士。清代著名史学家、经学家。浙东学派著名史家钱大昕是其妹夫。王鸣盛少聪颖过人，四岁赴丹徒学署就读，“日识百字”，被前辈们誉为“神童”。17岁入学，屡试第一，乡试中副榜，才名大震。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以汉学考经之法治史，撰《十七史商榷》100卷，是其史学精品，传世佳作。另有《蛾术篇》100卷，对古代制度、器物、文字、人物、碑刻地理等均有精确考证，他以汉学为宗，撰《尚书后案》是研经之作。此外，还有《耕养斋诗文集》与《西洮居士集》两部诗文集。
    王氏治史强调“务实”，不驰鹜于论议之学。以《十七史商榷》论，其务实精神主要表现于以下诸方面：
    一、覈史籍
    王氏对各种史籍认真考覈，如对各旧史撰述者所本、体例当否、论赞之失当、体裁之源流、取材之详略等均有论述。他在论证《史记》材料所本时，据《太史公自序》说：“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左丘明论辑其事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注：《十七史商榷》（下简称《商榷》）卷1《史记所本》）王氏指出， 司马迁著《史记》，其基本资料是《春秋》、《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几部成著，并参以他书，从三皇五帝直叙至武帝天汉年间。裴骃《史记集解·序》、《汉书·艺文志》也同样论证了这个问题。在论及旧史体例失当时指出，《新、旧唐书》中，“赵涓、李纾、郑云逵官非重要，又无大功大过，皆可不必立传，旧皆入列传，殊百烦冗，新既称文省于旧，于此等正宜省之，乃仍存之”。以为与列传体例甚不相符。对《旧唐书》列庾敬休于忠义传，尤觉不妥。他说：“敬休之祖父，不过遇乱逃慝，未尝有抗节不挠、捐躯殉国之事，未可言忠义。至敬休安流平进，乃列为忠义，殆因其祖父而误入之，旧书之谬，于此为甚”。（注：《商榷》卷84《可以无传而有传》）《新唐书》改庚敬休《忠义传》为“列传”，“此求异于新书耳。其实此人毫无事迹删去可也”（注：《商榷》卷84《可以无传而有传》）。在王鸣盛看来，庚敬休《新唐书》改入列传，虽稍合于实际，但完全没必要去写他。相反，“裴枢，旧附在裴遵庆传。而与枢同死之独孤损、崔达、陆扆、王溥、赵崇、王赞皆并命于白马驿者，惟裴遵庆有传，余皆不见有传，此为缺事。又旧宦官中无仇士良，此疏漏之甚者，新书补之，甚善。此外，应载而不载者，两书皆有之。”（注：《商榷》卷84《当有传而无传》）当有传而缺，是《旧唐书》疏漏之处，《新唐书》在人物处理上善于旧书，但应载而不载如《旧唐书》者，亦不在少数。他能从体例运用上找出《新、旧唐书》所存在问题。王氏对新史体之使用，亦有考证。《晋书》以“载记”记割据政权，很有创意，于是他追踪说：“《后汉书·班固传》固述公孙述等僭伪事，为‘载记’若干篇。《晋书》‘载记’之名，盖本于此”。（注：《商榷》卷52《载记》）找到了“载记”体本源。有论赞欠妥者，王氏亦不放过。读《三国志》重在参阅裴注。但王氏以为裴注关羽传注，多有浮妄不实之词。“裴松之注，专务博采，若关云长传，所采〈蜀记〉六条，〈典略〉一条。内惟庞德子会灭关氏家一条，或系实录。其余尽属虚浮诬妄。松之虽亦尚知驳正，然徒劳笔墨矣。观裴注，愈知陈寿史法之严”。（注：《商榷》卷41《关传注多诬》）裴松之于关羽传中所引资料，虽亦能驳正其虚浮，终属徒劳笔墨，与陈寿修史相较，尤显陈氏史笔严密简练。对陈寿《关羽传赞》，王氏亦直书其理解欠确。他说：“《关羽传赞》云，关羽、张飞，世为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夫关公之所以为国士者，以其乃心汉室耳。若其与张辽策马刺杀袁绍将颜良于万众之中，遂解白马之围，公之所以为国士，岂专在此哉？且报曹正为归刘地也。若徒以报曹为公义举，未为知公之心，此赞稍嫌不称”。（注：《商榷》卷41《关张赞稍不称》）关羽报曹，从实质上分析是“其报曹正为归刘地也”，如仅从其杀颜良，解白马之围的表面现象去理解关羽，实为认知非确。对《新、旧五代史》选材，虽薛史重于欧史，但叙北汉刘氏之事，则欧、薛各异。《十七史商榷》说：“然北汉刘氏事，则欧史为详，而薛史反略……其（薛史）叙刘崇，不过六七百字，欧史则一千五百余字，详略已悬殊。”（注：《商榷》卷97《北汉刘氏欧详薛略》）至于崇子承钧，薛只写一句，承钧养子继恩、继元，薛一字不提，欧则写下一千八九百字。“详略相去甚远。且薛史成于开宝七年，继元在位已七年，而竟不书，薛居正但就史官已录抄撮成书，其余概不添补，叹史裁惬人意者，千古罕见”。（注：《商榷》卷97《北汉刘氏欧详薛略》）可见王鸣盛对旧史各书考覈审视是何等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