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正脱、衍
    旧史流传历数千百年，且转抄流移，代代相因，难免有错字、脱文或衍字衍文。这就要求学者多蒐善本，仔细校刊。于旧史正文中改错、补脱、删衍。即下深功逐字逐句篇逐卷去精校。《十七史商榷》中，改错、补脱、删衍处比比皆是，可见其用力之精勤。高车族，本为北方少数民族，“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狄，历北方以为高车。……《魏书》有敕勒诸夏”。（注：《商榷》《高车脱文》）高车族，《北史》无载，《魏书》缺文。王氏认定《北史》无载是因“今刻本脱，非《北史》本然。”（注：《商榷》《高车脱文》）再如崔纵奏疏中有：“在宫者既合序迁有功者，又颁褒奖”，（注：《商榷》卷73《崔纵类误字》）一句中，“颁”字当为“须”字之误。《新唐书》“安西节度使，《通典》作‘镇西’。”（注：《商榷》卷8《十节度使异文， 脱文，衍文》）“平卢节度使统榆关守捉榆。《通典》作渝。渝本水名，从水为是”。（注：《商榷》卷8《十节度使异文，脱文， 衍文》）“旧《房玄龄传》贞观四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封魏国公。十一年改封梁国公。《贞观政要任贤篇》，三年拜尚书左仆射，封梁国公。《通鉴》193卷，房玄龄以三年二月戊寅与杜如晦同拜仆射。 《政要》是。又《旧书》玄龄卒年七十，《新书》作七十一，一字衍。”（注：《商榷》卷86《房玄龄异文》）“《史记·高祖纪》，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张楚”。下即紧接诸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然后继以沛令欲以沛应涉。以便入高祖事。《汉书》则于涉为王下添入遣武臣张耳、陈余略赵地，武臣自立为赵王。二句横亘其间，文势隔阂，后再补赵王武臣为其将所杀，与上相应。实皆冗句（衍文）。”（注：《商榷》卷8《两增句》）王鸣盛总是逐字句地订正旧史之错字， 脱文及衍文。以务实之举嘉惠后学。
    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清楚地交待了自己的著书目的及治史思想。他说：“予岂有意于著书者哉？不过出其读书校书之所得，标举之以诒后人。”（注：《商榷序》）因为“学者每苦正史淤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缪葛，地理职官眼眯心瞀，试以予书……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不觉如关开节解，筋转脉摇，殆或不无小助也”。（注：《商榷序》）王氏强调，以已毕生之劳，俾读史者得便，嘉惠后人，就是他著《商榷》的唯一目的。他也表露过这种甘为人梯的铺路精神。“与夫以予任其劳，而使后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后人乐其易，不亦善乎”。（注：《商榷序》）其精神境界之高，于此可现。王鸣盛在谈自己治史思想时说：“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注：《商榷序》）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研究历史，正是他进步史学思想之所在。伴随实事求是而来的，必然是严谨缜密的科学方法。他认为要求得典制事迹之实，只能横下一条心，下点苦功夫。他在论及治史的求实方法时说：“二纪（一纪12年）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贻借善本，再三校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缺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注：《商榷序》）这种繁琐的劳役，巨大的付出，几乎耗尽了他毕生精力。对此他却说：“以予之识暗才懦，碌碌无可自见，猥以考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稍自慰矣！”（注：《商榷序》）他一生苦中求乐，为求真实，孜孜不息，无怨无悔，这也正是所有史学工作者应当具备的一种精神。王鸣盛在序文最后说：“夫书既成……聊复自道其区区务实之微意，弁之卷端。”（注：《商榷序》）王鸣盛反复强调的“区区务实”精神，也正是一种治史的科学精神，有巨大的生命力。今天对于我们从事历史文献研究和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广大专家与学者来说，无疑仍极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