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唯物史观的现代适用性时，西方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断定：西方社会既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样式发生革命，那么，作为预测未来之理论根据的历史决定论便失去了真理性；在我国，也有些学者断定：中国没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挑战，应以超越历史决定论的历史选择论等取而代之……笔者认为，这些断言过于偏颇和武断。因为批评者在批评前，就业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误解或曲解为预定的、单线因果的、排斥选择的、绝对必然的历史决定论了。为了廓清理论迷误，有必要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做一认真的、深刻的反思。
    一、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不是预成论
    当代西方著名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批驳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时，就曾经把预言的准确性和规律的精确性作为衡量它是否科学的标准。在他看来，历史决定论就是以准确地预言社会历史的发展为基本目标的理论。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视为预成论了。基于这种理解，波普尔写道：“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拙劣的方法--不能产生任何结果的方法……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①（其实，这种批驳可以追溯到第二国际时期，那时就有不少理论家对唯物史观进行宿命论式的曲解）实际情况怎样呢？
    预成论本来源于生物学中的物种不变论。它认为生物机体在其胚胎中，就业已包涵着成熟形态的全部特性。但预成论思想却曾以各种形态存在过。最初的预成论，把历史发展诉诸宗教，认为上帝是创造者，是人类历史的主宰。近代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这时预成论又以机械决定论的面貌出现了。它认为，丰富多彩的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受力学规律支配，人不仅能通过理论活动和科学实验证明自然界中存在着客观必然性，而且可以用数学公式将这种必然性精确地计算出来。拉普特斯宣称，只要知道宇宙中一切物体粒子的初始位置和运动速度，就可以按力学规律列出方程，提示出一切现有事物的过去和将来。这种决定论给社会历史学家寻求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带来了极大的鼓舞。霍尔巴赫等人十分自信地把自然规律直接搬用于社会历史，把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的出现都视为人们无力更改的必然，认为“承认偶然性，实际上就是掩饰自己的无知”②。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尽管看到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能动作用，但他认为，当人潜心致力于自己利益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精神”的工具。因此，真正能动的不是这些精神个体，而是“世界精神”。拿破伦、凯撒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个人”，是因为他们认识世界精神的本性或本能地体现了“世界精神”，执行着世界精神的预定计划。由此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是一种超时空的、纯逻辑的历史预成论。马克思作为唯物史观的创立者，正是在反对、抵制、摒弃诸多预成论的前提下，以“现实的人”③为出发点，用生产劳动这把钥匙打开社会历史迷宫之门，进而建立他的历史决定论的。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首先是作为客体过程而存在的。任何时代的人，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前提下进行历史活动。每一代人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一任务的具体手段都是既定的。这些条件既包括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自然条件，又包括人们活动的物质成果--已经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相应的社会关系体系以及整个文化环境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更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④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是，那些对于某一具体时代的人来说的既定的东西，并不是什么人外之物的恩赐，相反，恰恰是前一代人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亦即，一定历史主体创造自己的历史时所受的制约，是总的历史主体对象性活动的自我制约，而绝不是什么“前定的和谐”。所以马克思说：“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⑤
    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与其他历史哲学不同，它认为，社会存在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⑦，整个世界历史无非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历史主体连续不断地建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⑧，是人改造自然、与人改造人的过程。历史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就发生学意义而言，历史主客体都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预成的。所以社会历史的发展也不是预成的，而是有人积极参与的充满矛盾的运动变化过程。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决定论，但决不是预成论。尽管有些人竟这样那样地把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归结”甚或曲解为预成论，但这种阴霾无法遮掩真理的光辉。对于这种“归结”和“曲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拉布里奥拉的讽刺是极其辛辣的：“我们的智力很少安于严格的批判研究，总是倾向于把任何一个思想发现变成刻板的因素和新的烦琐哲学。简单地说，甚至唯物史观也可以变成抽象推动的形式并使旧的偏见以新的形式复活。”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