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制度
    论“三公九卿”制，王鸣盛引《汉书·百官公卿表》，认为班固以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六卿。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同时强调又一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则班以三公六卿为九，正合经义”，（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而“伏生大传（《尚书大传》）云，一司徒公，二司马公，三司空公。百姓不亲、五品不训，责之司徒；蛮夷滑夏，寇贼奸宄，责之司马；沟渎壅过，水为害民，责之司空。郑注云，周礼天子六卿，与太宰、司徒同职者谓之司徒公，与宗伯、司马同职者谓之司马公，与司寇、司空司职者谓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举下以为称。然则三公无职，兼六卿乃有职。所以《周礼》不列三公，但有六卿”。（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班固“三公九卿”论，虽以《周礼》、《周官》为据，“然亦不过举其要耳，最为简净合宜，故曰通才。至于经义，则不合也”。（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百官公卿表》篇首总叙，读之知孟坚乃通才，非经师也”。（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他指出：“降及汉代，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奉常等为九卿，与周大异矣。”（注：《商榷》卷10《三公九卿》）王氏对整个“三公九卿”制的结论是：“古三公在九卿中，汉三公在九卿外。古九卿为公孤（三公或三孤）与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汉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大司农、少府也”。（注：《商榷》卷10《事下丞相御史大夫廷尉》）至此，夏周三公九卿与秦汉三公九卿己区分得非常清楚了。同样，对魏晋“九品中正制”王氏亦能溯其源流，述其概要：“魏陈群始立九品官人之法，《晋武帝纪》则云，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巳。故《三国志》、《晋书》及《南史》诸列传中，多有为州郡大中正者，盖以他官或老于乡者充之。掌乡党评论人才，臧否清议系焉。”（注：《商榷》卷47《九品中正》）不仅说出了举九品的六条标准、充中正官的人选、还附带指出，推行“九品中正”引发起魏晋时期臧否清议的社会风气。
    三、辨学术
    王鸣盛论《风俗通》学术派别时说：“《应奉传》：奉子劭撰《风俗通》，以辨物类名号，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论曰：‘劭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劭汉俗儒也，《风俗通》小说家也。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可谓和言’。《王充传》云，著《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与《风俗通》品题略同，尤为妙解。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謏闻，郢书燕说也”（注：《商榷》卷36《风欲通》）把《风俗通》与《论衡》视为同类，俱入小说家者流。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佛教大盛，中经唐宋至元明清，佛学流派渐多，经书甚多，难用数言述其指归。王氏则引袁宏之论，了然使学者得其宗旨。“《楚英王传》，叙英奉浮屠事。李贤注引袁宏《后汉纪》云，‘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净。其精者号为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也。又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行善修道，以练精神而不已，以至无生，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光，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化通万物，而大济群生。有经数千万言，以虚无为宗苞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乃知佛法大意，已尽于此”。（注：《商榷》卷36《袁宏论佛法》）寥寥不及四百言，述佛学大意明白晓然。其辨章学术之能，亦绝非常人所可及。
    四、论人物
    王鸣盛论刘邦，则与项羽相比而言。秦始皇游会稽，项梁、项羽同观望，项羽见始皇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在咸阳观始皇宫寝器物后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言词坚毅豪爽，刘邦则从内心羡慕贪求。陈胜大泽乡揭竿举义时说：“壮士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与项羽豪情不相上下。“而高祖似更出其下。天下既定，置酒未宫，奉玉巵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其言之鄙至此！”（注：《商榷》卷2《刘项俱观始皇》）王氏深恶刘邦贪鄙市井之气， 其情渗透于刘、项相比之字里行间，使读者览后，有真情自然流露之感。在比较周瑜、鲁肃两位历史人物时，他先提出：“英雄举事，贵争先著，一落人后，便非俊物”。（注：《商榷》卷42《瑜肃异而同》）“周瑜方结刘拒曹，曹甫败，旋欲制刘以取荆，而并图蜀。著著争先，真俊物也。鲁肃与孙权合榻对饮，为画大计，与瑜同耳。至破曹之后，仍劝权以荆州借刘，此则与瑜异者。然肃之计，为孙非为刘。权虽谓此计为一短，但荆州新附，其势吴难独占。两雄相争，徒为敌利。然则肃计亦未为短。故瑜病荐肃自代。二人之计，异而同也”。（注：《商榷》卷42《瑜肃异而同》）对待刘备占荆州一事，瑜、肃确实表现各异，瑜英年负气，事事咄咄逼人；而鲁肃深沉稳健，胸中自有韬略。瑜深知肃劝借荆州，实为孙不为刘。故瑜困病之际，力荐鲁肃自代而不疑，可见二人之计，异而同也。王氏论人物，饶有朴素辩证法意味。
    五、订史实
    对于诸葛亮诛马谡一事，王鸣盛的见解是：“谡负才名，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才器过人，好论军计，盖其所长在智谋心战之说。亮既用之，赦孟获以服南方，终亮之世，南方不复敢反，此其明证也。祁山之役，令为先锋，统众在前，以运筹决策之才而责以陷阵推紧之事，是使萧何为将，而韩信乃转粟敖仓以给军也，宜其败矣。此则亮之误也。”（注：《商榷》卷41《亮诛马谡》）他认为诸葛亮兵败街亭，亮斩杀大将的悲剧，主要应由诸葛亮负责。“亮之误非误于诛谡，误于用谡不得其当耳。”（注：《商榷》卷41《亮诛马谡》）诛马谡所造成的后果，王氏认为：“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国，而杀其俊杰，退收弩下之用，将以成业，不亦难乎！”（注：《商榷》卷41《亮诛马谡》）诸葛亮六出祁出，鞠躬尽瘁，而终难酬其亡魏一统壮志，与他诛俊杰有直接关系。史家素以东晋政权君弱臣强，国势赢弱，故终无大为。王鸣盛则以事实提出不同看法：“东晋君弱臣强，势则然矣。而其立国之势，却不为弱。刘琨、祖逖志在兴复；陶侃、温峤数有诛翦；桓温之灭李势；谢安之破苻坚；刘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龄之斩谯纵皆奇功也。裕之入吴中，几几欲混一矣，留子义真镇之而还，旋失之，惜哉！”（注：《商榷》卷52《东晋国势不弱》）上述一系列人物及其所建功勋，足以证明东晋国势，决非虚弱。而战将频出，屡战中原，正说明东晋军中人才济济，战斗力较强。既然如此，为何东晋比伐中原终无成效呢？王鸣盛借用王买德一段对话，揭出了真实原因：“王买德谓赫连勃勃曰：‘关中形胜地，刘裕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耳事，无暇有意于中原。’”（注：《商榷》卷52《东晋国势不弱》）东晋这些大将，本可大有作为，但因一味贪求权力之争，无心留意于恢复中原，于是几度狂风暴雨式地袭击中原终是徒劳无功而返。王氏盛赞：“买德之言，实为破的。”（注：《商榷》卷52《东晋国势不弱》）这是王氏治史善于揭开历史表面现象，订史实看本质的又一明证。在考订唐名医孙思邈年龄上，“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高宗咸亨四年）九十三矣”。（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如科学计算一下，开皇辛酉至咸亨四年实为73年，何言九十三岁。以此问题“询之乡里，咸云：（孙思邈）话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再参以文献资料，《旧唐书》方技类《孙思邈传》，周宣帝时陷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太宗即位召诣京师，援以爵位，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卢照邻师事焉。思邈尝从幸九成宫，照邻留在其它，为序曰：‘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孙思邈处士居之’”。（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从天皇辛酉至卢照邻作序仍为73年，右从周宣帝时（孙思邈隐居）至咸亨四年则是百年以上。孙思邈又何言73岁呢？王盛认为：“思邈盖不欲以长生不死惊骇世人，故自隐其年而诡云，开皇辛酉生故云。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旧唐书》刻本依孙思邈之说，计其年龄，自开皇辛酉岁至高宗咸亨年，本为73，却刻成93。“但七十三而云九十三者，此传刻之误耳。原本亦误”。（注：《商榷》卷92《孙思邈年》）把73刻成93，固然是传刻之误，但孙思邈硬把百岁老人缩小为73岁之人，是原本就不真实了。所以误刻93，亦可不为误了。为订正史实，王氏连一个人的具体年龄，都不惮其烦地反复考证，务求其实。其治史之严谨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