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20世纪初年这股巨大的反满革命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他把“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引伸扩大到“异族”满清王朝身上，引经据典阐发汉民族正统观念，宣传反满思想。其言辞之激烈，鼓动性之强，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影响一个世代人群的政治、社会价值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时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7]（P12）尤其是具有“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及逻辑思维训练功用的历史经验和记忆更是如此。章太炎较早接受传统民族意识的启蒙，幼年时从其外祖父朱有虔受业读经，“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夫之）、顾宁人（炎武）著述大旨相晓”，[8]（P4）讲述“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道理。那些所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9]（P25）的启蒙教育，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再加上章太炎出身于正统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辈在临终时都留下遗言，不以清朝章服入敛。[10]（P10）这种具有正统大汉族观念的家庭对章太炎影响也很深。故他青年时即“愤疾东胡，绝意考试”，[11]（P10）入杭州诂经精舍潜心研究古文国粹而无意仕途。
    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维新救国思潮勃兴。怀有炽热爱国激情的章太炎也开始走出书斋，参加维新运动。但不久，他因与康梁门徒学派不同，且“认为不去满州，则改政变法为虚语”，[10]（P38）遂返回杭州创办《经世报》，并成立当时国内较早具有反清色彩的政治性组织--“兴浙会”，宣传其救国主张。从《兴浙会序》及其章程的内容来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着力发掘历史传统，表彰为明王朝的开基和守业立下勋劳的刘伯温、于谦和王守成，推崇明末清初矢志反清复明的黄宗羲和张煌言，并揭露满清军队入关南下的种种罪行。这种以阐扬历史传统抒发反满情绪的做法，虽然还比较隐晦曲折，但却大体规定了此后章太炎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
    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章太炎的反满主张开始公开化，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并自认“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10]（P421）综观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反满言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主张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满种族之异同，并由此论证反满革命的必要性。
    章太炎在学术上属古文经学派，推崇明末清初古文经学大师顾炎武。他说：“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10]（P115）认为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虏种族的异同，由此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借用国粹来培植民族感情，推动反满思潮的高涨。
    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因“苏报案”身陷囹圄而奠定其反满英雄的地位。但我们也可看出，章太炎在文中所论证的主导思想，是以历史民族为线索，阐扬“夷夏大防”的春秋大义来激发人们的反满意识。例如，他花费大量笔墨论证满族是“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12]（P181）认为历史上骆越、闽、广、五胡、代北等少数民族“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而满洲“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缨珞，非弃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12]（P162）反而陵制于汉人之上，这是汉人的奇耻大辱。他还引用白起坑赵、项羽坑秦的历史典故，说明“秦、赵、白、项本非殊种，……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而满洲异种入主中原，则“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因此，“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12]（P162）
    由于章太炎致力于从历史典故中寻觅民族意识，以国粹主义培植民族主义，所以他很强调人们要学习历史，“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在他看来，“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为重要者，厥推《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13]（P840-841）他还认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4]在这些言论中，虽然章太炎正确地揭示了历史文化传统的保存对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引导人们学习历史，以培养民族感情，激发民族意识，推动反满革命的高涨，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因袭旧传统、由“春秋”大义培植出来的反满思想将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消极因素。
    第二，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种族偏见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
    章太炎切齿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但没能从其腐朽制度的本质上去认识，而是把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切祸害和弊病简单地归结为满族人的不良统治。例如，他曾说：“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旧制或有拘牵琐碎，纲纪犹自肃然。”[10]（P378）由于带着种族偏见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判断是非，许多东西在章太炎的眼里也就失真变形了。他说：“满人贪冒，本十倍于汉人，如彼康熙、乾隆二朝，名为法令修明之世，而黩货者犹遍于朝列。汉、唐、宋、明盛时，有此秽乱事耶？……宋、明季世，乱政滋章，亦有一二权奸侵牟于上，而朝士与封疆之吏，犹有清德可称者，岂其法令善哉？正由贪窦未开，人犹知耻耳！独此满洲政府，自边外马贼组织成立，摸金成丘，是其天性，余波所衍，安得不至是乎？”[15]（P423-424）因此，他认为：“满洲之乱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15]（P423-424）结论是“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10]（P171）一句话，只要是满人“异族”当政，就要倡言排满、逐满，中原大地只能由汉人统治。“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16]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为窃夺革命果实，与南方革命派发生定都地点之争时，章太炎积极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袁是汉人，革命派屈从其意，无所谓“投降”，“若知同一汉族，本无降顺之名，又安用诡辩为？！”[17]事实证明，章太炎的这种态度对辛亥革命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时局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第三，主张以“光复”代替“革命”，对反满革命的目标认识不清。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反满是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但反满对于那些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救国的人们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例如邹容所著的《革命军》，虽也充溢着强烈的仇满情绪，但其要点在于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在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之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却强调：“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2]（P154）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军政府宣言》中宣称：“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18]（P77）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已阐述得非常明确。而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工作的章太炎却大力宣传“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12]（P292）章太炎如此强调“光复”的含义，正如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总之不离吕（留良）、全（祖望）、王（船山）、曾（静）之旧域”[13]（P681）一样，表明了他对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实质的模糊认识。
    实际上，章太炎反复强调要以“光复”代替“革命”，主要还是体现了他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则不以为然。他说：“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故逆定共和政体以调剂之，使有功者得更迭处位，非曰共和为政治极轨也。调剂敷衍，所谓以相忍为国，起因既尔，终后即顺其涂经，庶免败绩覆驾之祸。”[10]（P372）这就是说，在专志反满这一问题上，章太炎能与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者暂时“调剂敷衍”，“相忍为国”。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总目标既然不同，潜在的裂痕就会扩大。后来他跟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反目，重建光复会，造成同盟会的分裂，固然有许多其他因素，但在反满革命的总目标上有所不同，则应是主要原因之一。章太炎自己就说得很明白：“二党（指同盟会与光复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10]（P320）这里的“初无大异”，指的是“反满”，在推翻满清政府统治这一点上，他们可以站在一起，“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则道出了两者分歧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