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然，我们对章太炎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如上分析并非对他过于苛求。事实上，章太炎是一位令人尊敬、且有很强历史使命感的伟大人物，他凭借其深厚的国学造诣，写出一篇篇文辞典雅、内容扎实、论证有力的反满文章，在当时的知识界，尤其是旧式士大夫阶级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催发了人们心中长期潜藏的“我同胞虽谨慎服从，而彼（指清统治者）终以异族视我”[6]（P249）的反满情绪，推动了整个反满革命风潮的高涨。但这种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无论如何也很难跳出旧时代的窠臼，其局限性是很显然的。
    那么，在风起云涌的反满浪潮中，另一种思想倾向，即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又是什么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章太炎单纯反满主张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二：
    第一，把反满的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孙中山出身贫寒，对人民的苦难有着较深刻的了解。其家乡所在的两广地区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太平天国反清斗争的英雄事迹，曾给少年时代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这种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在他心中较早埋下了反抗精神的种子。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被哥哥孙眉接到檀香山打工求学，接受了西式教育，也开阔了眼界。随着阅历的增长，孙中山对时局也日益关心，并渐渐萌发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不满。后来，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与几位要好同学谈论时政，言辞激烈，提出“勿敬朝廷”的主张，被人们视之为“四大寇”。当然，孙中山不是天生的革命家，1894年6月，他还曾满怀希望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四点改革建议，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P9）要求清廷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改革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改变中国贫弱的面貌，求得国家的富强和独立。但是，孙中山的爱国热忱遭到李鸿章的冷遇。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接连败北，破灭了他依靠清王朝改革中国的幻想，“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旋。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事以强迫”，并“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19]（P52）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明确提出斗争宗旨：一“集会众以兴中”；二“振兴中华”；三“伸民志而扶国宗”。[20]（P14）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著名口号，不仅激发了当时人们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直至现在还在激励着所有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
    不久，香港兴中会成立，孙中山在章程中公开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加进入会誓词中。从此，孙中山就把他的反满主张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的反满言论也屡有偏颇之处，但基本方向和奋斗目标则始终未变，这正是其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色。
    其二，把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
    19世纪末的最后五年，国内的社会思潮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特点。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王朝，而是寄希望于清王朝自身的改革维新，以举国之力与列强抗衡，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倡导革命排满，一般还只限于为数不多的海外和国内的一些反清秘密会党，即所谓“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21]（P6）但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全国人心一变，“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气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为革命为必要者”，[22]（P198）革命排满风潮骤然勃兴。
    应该指出，在反满风潮中，孙中山也有过某些偏狭之见。例如他曾把满洲看作是“鞑虏”，反满革命就是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23]（P531）宣传过“如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24]（P523）等偏狭观念。我们认为在反满风潮高涨之际，孙中山受传统观念影响是不奇怪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始从事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时，都不免要受到既往历史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制约，思想意识观念的承继和扬弃更是如此。但即使这样，孙中山与只“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章太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明确宣布“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国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他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23]（P531）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阐述了革命排满的内在涵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还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25]（P540-542）这种认识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排满思想是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的结合。要否进行革命的标准，在于政治制度的优劣与否，而不在于是以汉族为统治者的“正统”统治，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异族”统治。这与章太炎的只求“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的单纯反满主张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期巨大的反满风潮中，以章太炎为代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两种民族主义思想的确有所不同。前者把具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反满”、“光复”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激发了人们的传统民族意识，对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利。但与此同时，一味强调反满，培植仇满情绪，又会模糊革命的最终目标。许多革命者，如蔡元培等人都意识到这种宣传的弊病。蔡元培说：“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26]（P17）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将会给革命带来消极的影响。后者则突破了传统的排满思想，不仅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确地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形成可贵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了人们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也为辛亥革命运动规定了基本正确的发展方向。
    收稿日期：2001-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