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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这里难以一一介绍，只以其中在框架上有所不同的两种著作为例。 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该书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2）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3）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在1l种思潮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编者在后记中已作了说明，理由似可成立。不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而在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却没有它的位置，未尝不是缺陷。 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史，大多属政治思想史，如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王金？、李子文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前者1984年出版，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后者是90年代初出版的。该书改变了通史体例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写法，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系统地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四种主要思想。作者的目的是力求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分别完整系统地显示出来，并由此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种写法，自有其长处。不过30年间的政治思想错综复杂。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只反映几种主要思想。点虽突出，面却较窄。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一书，不以“史”命名而有其特点。该书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论述了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让具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想。不仅阐述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作了分析和评价，多有新意。 3、近二三年来的研究 上述诸多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除高瑞泉主编的一种外，其下限都止于五四运动。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去年以来新出版的两部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下限则是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正确地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揭示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中心，爱国主义则是这些社会思潮的原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中间和反动的思潮，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评述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论争，这在其他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的神秘主义、非基督教等思想现象更少有人注意。 由彭明、程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出版于1999年。该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其次，在百年思潮的演进过程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划分阶段的见解，认为随着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潮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多种改革思潮的萌动时期；（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时期；（3）从五四运动前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思想界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深刻的分化组合的时期；（4）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开花结果的时期。上述阶段划分的把握是否恰当，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此前还不曾有人作过这样明确的叙述，应该说是有进展的。再次，提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颇有新意的。 （三）从1977年到现在的第二阶段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除去系统的著作大量出版，取得显著成绩外，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专门思想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较早较集中地体现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该书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时代代表性的9个人物。但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把代表人物和思潮“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太平天国、改良派、革命派三大进步思潮。作者还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反动派的思想“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李泽厚的另一著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该书主要论述了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涉及学术论战、文艺思想等问题。学术界对其中有些论断有较多争议。例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恰恰是救亡引进了启蒙。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人物思想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著作也为数不少。除人物传记涉及思想方面外，专门研究人物思想的专著，如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章太炎的思想等都有多部问世。由于人物研究另有专题评析，当会涉及其思想，这里不作具体介绍。不过值得指出的是，“文革”前的人物思想研究注重两点：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必是唯物主义或倾向于唯物上义的，而唯心主义定是反动、落后者的思想特征；二是以阶级成份决定思想状况。“文革”后纠正了这种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研究者认为唯心主义在近代进步思想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它也是进步思想家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自阶级利益的不同，各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是不相同的。但仅仅注意及此是不够的，因为同一阶级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探求思想家的思想，还必须从其个人的经历、思想渊源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既看到共性，也要认识其个性。对于研究人物思想，这些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各个专门思想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思想有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多种著作，法律思想有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等，哲学思想有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史学思想有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佛学思想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军事思想有吴信忠、张云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新闻思想有胡大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文艺思想有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等。这里不可能一一阐述，仅就几种专题思想史的研究加以评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