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探幽阐微，独出己见。刘起釪教授是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高足和得力助手。顾先生研究整理尚书固已导夫先路，为作者所一脈师承。然而本书对顾学的发展创新也是随处可见的。作者对顾先生未尽之处，都加以完善和修正，而关于河间献王得尚书、西汉真古文、伪孔传的作者和《尧典》编成的时代，师弟之间都有见仁见智的不同。这都是经过对史料的探幽阐微和科学论证的结果。关于梅赜献伪古文的结论，虽是个复杂问题，还将长期探讨，但作者用了整节八个要点，依据和比较各种记载，深入剖析，区分原始真实的记录和后人推衍的文字，用严密的逻辑论证，得出一系列的明确论断。再如，揭示宋代把伪《大禹谟》的微、危、精、一的十六字心诀构建理学的核心，“蔡传”为宋代尚书学的总结和宋学取代汉学的标志，这都是颇新的见解。本书除集中讨论热门的课题之外，还注意对历来忽略的问题进行梳理、阐发。
    作者把尚书存在的问题分作“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提出今天用甲骨金文来研究就可以解决前者这个根本问题，指出现代尚书研究应该推进到着重阐明其思想内容和社会历史意义的境界，他分析《尧典》形成的三个来源，从辨析夏族起源来考索《甘誓》中的地名，考释尧、陶、皋的文字同源，析黎、旨为二名，释“天若”相当于卜辞的“帝若”，等等，都是精到的解释。由此可见，作者正在充分利用当代新学科把尚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此外，本书还表现出充分的辩证方法与求实的学风，比如：肯定伪古文是伪撰，同时又认为它是当时尚书学所能达到的成就；认为宋学一面光辉地否定了汉学的阴阳灾变妄说，一面又有部分人把书学道士化，搞“演范”一套术数，使之恶性发展；清代今文学远迈前代，又由极盛而转化到末流，向宗教化发展。作者多处说明本书对某些著作未及涉阅利用，某方面如域外的尚书研究未予评介，是为缺失，不假文饰。
    当然，作为读者的求全责备，也可以对本书提出一些不足之处；伪孔传的作者目前尚无法指实，但正如书中提到皮锡瑞曾以东汉古文马、郑注与今文书说比较得失那样，能否辟一专题把马、郑注与伪孔传作一全面的比较，来探索伪孔传的时代特色和可能推测到的学派呢？关于范宁注和相关的问题，本书也还缺乏集中的确切的论证；宋学及其以下的书学情况，如援前例，似乎亦可作出一些传承图表，求得体例一贯并便利学人；现代尚书学中只立《甲骨文与尚书学》一节，似还应立《金文与尚书学》一节。
    但是，“一眚不掩大德”，《尚书学史》作为第一部书学史，它的创新是比较成功的。所以，此书一出，海内外学者咸相赞许，有说“这是一部最好的著作！”有说“如果古代典籍都有这样一部学术史，那就好了！”日本国学者池田末利称许作者治学“博洽精致”，胜任完成顾氏尚书学的“盛业”。据闻海外还将以繁体字重印此书。
    本书的成功，反映主、客观因素的结合，即作者本人的学问功底和顾氏书学师承以及新时期学术发展所致。这里，值得介绍的是，本书是《尚书校释绎论》的姊妹篇，后者是顾先生手定范例、由作者克踵其业、全面研究整理尚书今文的系统工程，作者正是从该项的微观研究中积累推求而成本书的宏观大作，可见本书的撰写有其坚实的基础；而本书的完成又进而指导“校释绎论”的进程。人们企待“两姊妹”早日全部出台，一为研习尚书的津梁，一为阅读尚书的渊海，她们必将促进尚书学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