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辽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及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作者指出，要把辽史研究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批驳某些日本学者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以灭亡中国为目的而在辽史研究领域中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同时还应重视考古新发现。
    本文所论涉及怎样评价《辽史》，怎样认识辽史研究的过去与现状以及如何推进辽史研究。问题复杂，笔者陈述的只是个人的一得之见，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辽朝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古代民族都是今天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他们都曾经对中国这个世界大国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各自的积极作用。公元10至13世纪初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朝，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帝国衰落之后，新兴起的契丹汗国，继突厥和回鹘两大汗国之后，再一次将塞北各族重新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样，就形成了与中原的五代以及随后兴起的北宋王朝对峙的局面。陈述先生在论及辽朝的历史地位时，说它与五代及北宋王朝并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①。契丹兴起时，后梁、后唐、后晋、后周诸王朝政令所及仅限于中原地区。北宋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中国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统一，但宋太祖赵匡胤生前并没有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统太平”。他说：“燕、晋不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②后来，宋太宗虽然灭了北汉，扩大了宋朝版图，但燕云地区却继续在辽朝统治下。依照宋太祖的标准，可以说北宋一代始终都未能实现“一统太平”。所以，称辽与五代以及随后的宋朝并立为南北朝，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辽宋分立与魏晋之后的南北朝相似之处是，这两个时期的南北双方都以“正统”处居。正如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都声称代表中国一样，辽宋对峙时期，北宋自称代表中国，而先于北宋立国的、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辽政权也同样声称代表中国。《辽史》卷五十八《仪卫志》载：
    至于太宗，立晋以要册礼，入汴而收法物，然后累世之所愿欲者，一举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敌，席卷法物，先致中京，徙弃山河，不少顾虑，志可知矣。于是秦汉以来帝王法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
    辽太宗立晋以后得到了幽蓟地区作为回报，然后又寻找借口灭掉后晋。他们原准备对中原实行直接统治，但当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遭到中原人民的激烈抵抗以致无法在中原立足时就尽收汴京法物北返。真是宁弃山河也不肯丢弃这些夺到手的法物。尤其是传国玺一件，更是为后来辽朝的历代君主所珍视，且赋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当慎守，世业当永昌。”③那时他们已经在努力使自己的统治也采取中原封建王朝传统的统治形式。这样，用历代帝王法物妆扮自己的统治，就非常必要了，“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取中国之象。”④“耶律氏修好中华有年数矣，爵号、官称，往往仿效。”⑤这种汉化倾向愈演愈烈，到辽兴宗时，他竟赞扬其父辽圣宗是“远则有虞、大舜，近则唐室文皇。”⑥
    前后两个南北朝之间还有很多不同之处。魏晋之后出现的南北朝，双方相互轻蔑和排斥，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辽宋对立时期，则由于南北双方在文化上的进一步接近以及实力对比趋于均衡，最终达到相互承认。这是前后两个南北朝很大的不同之处。辽景宗保宁六年（974）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孙全兴建议通好，书云：“窃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曷不世载欢盟、时通贽币？”⑦澶渊之盟订立以后，宋朝统治者也接受了辽朝“南北两地，古今所同”的观点，双方交换文书时互称南北朝。于是，辽宋就成了“兄弟之邦”。宋承认辽朝是与自己并列的“北朝”，是出于不得已，因此除了与辽交往的正式场合之外，仍坚持称辽朝为“夷”，为“虏”。但这种民族偏见即使是在宋朝统治阶级内部也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到了南宋，朱熹就曾经说过：“大抵当初出时是夷狄，及志得意满，与我何异？”⑧
    其次，魏晋以后与唐以后这前后两度出现的南北朝虽然都有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但两者的具体形式和结果却有很大的不同。鲜卑建立北魏时，中原仍处在战乱之中，因此他们得以乘虚而入，在洛阳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当时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接受汉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文化观念。北魏孝文帝将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下令鲜卑贵族都改服汉族衣冠，从汉人姓氏，死后也不得归葬代北。于是，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很快都融合到汉族共同体当中了。唐朝灭亡以后历史上出现的后一个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主要不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而是中原战乱频仍迫使大批汉人北走塞外。虽然契丹统治者也乘中原内部混乱之机南下，但他们掠夺了“生口”及财货随即返回塞北。在塞外的大草原上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汉族居民点，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汉城”和头下州。契丹境内的汉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改变了塞外草原上单一的游牧经济结构，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些汉人还为契丹贵族带去了中原的封建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正是在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的直接参与下，阿保机的契丹王朝才得以迅速崛起，契丹族才得以迅速从氏族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初看起来，在辽朝统治下塞北的游牧民族自身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但辽朝的建立却表明他们已经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如果说前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北方汉族共同体的扩大，那么这后一个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结果则主要是中国农业文化地理范围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塞北游牧民族政治观念、文化思想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效地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这为后来的金、元、清诸王朝在塞北兴起以及近代我国各族人民抵御殖民主义者入侵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