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不曾提到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刘劭及其政治著作《人物志》①。然而，《人物志》却是一部很有特色的政治思想论著。
    《人物志》流传至今一千七百余年，长期遭受冷遇。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才逐渐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他们从学术思想史、心理思想史、人才思想史等角度对此书作了一些介绍和评价②。但《人物志》其实是“政治人物论”，它首先是一部政治论著，因而很有必要从政治思想这一角度对它进行探讨，以便确定它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
    一、刘劭关于政治领袖的论述
    刘劭把在政治人物中占核心地位、起决定作用的领袖或首脑称作“英雄”。在《人物志》中专门有《英雄》篇，对之进行研究。我认为这是古代文献中一篇不可多得的“首脑论”，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十分重要，很有时代特色。
    《英雄》篇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可归纳为要素组合法与人物分层法。在要素组合上，英雄所包含的要素最全；在层次区分上，英雄的政治地位最高。刘劭认为，政治人物在智力才能上包含了两个要素，一是“英”，一是“雄”。“英”这种要素的内容是“聪明秀出”，可以一分为二，有“聪”、“明”两个次要素。“聪能谋始”，有理论水平，能思考问题；“明能见机”，能联系实际，把握时机。两个次要素结合在一起，才构成“英”这个大要素。“雄”这一种要素的内容是“胆力过人”，也可分为“力”、“勇”两个次要素。“力能过人”，身体素质好，有魄力；“勇能行之”，有非凡的胆力，敢于行动。两个次要素结合起来构成“雄”这一大要素。刘劭根据“英”与“雄”两大要素区分出的几种次要素，互相结合，划分出不同层次的各类人才。一个人具备了“聪”这一次要素，就是可以“坐论”即从事理论工作的人；“聪”与“明”都具备了，就是可以“处事”即分析处理具体问题的人。但具备了上述两个次要素的人仍不足以称之为“英”，因为他只是能按常规办事，即“循常”之人，而不是可以应付变乱局面，即“虑变”之人。所谓“英”这一类型的人，必须具备三种次要素，即在“聪”、“明”之外再加上“雄”那一类人的一个次要素——“胆”。聪、明、胆三份齐全才构成“英”这一类型的人才。同样，做为“雄”这一类型的人必须“力”、“勇”、“智”各占一份。只有“力”，叫作“力人”；有“力”有“勇”可以做“先登”；“力”、“勇”、“智”三份齐全可以做“将帅”，也就构成“雄”这一类型的人才了。从坐论之人、处事之人到虑变之人；从力人、先登到将帅，刘劭根据两大要素四次要素的排列组合，区分出了两个系列三个层次六种人才。但这些人才都是偏才。即使是“英”与“雄”都只能做人臣，“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刘劭以张良、韩信为例，张良属于“英”，韩信属于“雄”。只有一身具备了英与雄两类人才的特点，才成其为英雄。英雄其实就是政治领袖或政府首脑。英雄的两要素不是对等的，具体英雄各有侧重，但刘劭强调“英”的成份应多于“雄”，这是英雄的最佳状态。刘劭以刘邦和项羽为例，二人同是英雄，但前者“英”多于“雄”，后者相反。刘邦强于项羽的地方就在于此。刘劭强调英雄对其他政治人物的吸引、团结和领导，他提出一种规律：“徒英而不雄则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以上是刘劭的英雄观。可以看出刘劭对复杂事物有很高的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的能力。他以对历史人物的考察为依据，对政治人物的构成要素作了详细分析，提出领袖人物素质才能的最佳构成模式，也就是提出了政府首脑的标准。我们可以把这些标准转换为今天的语言，依其重要程度排列顺序如下：（1）具有政治理论，善于分析问题；（2）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3）具有非凡的胆略，能坚定不移地推行正确的主张；（4）身体强壮，魄力过人。在具备了上述四方面基本条件的基础上，领袖人物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能团结、使用一大批文武两方面的杰出人物，这样才能在政治与军事斗争中获得胜利，成为国家的统一者、缔造者和统治者。
    刘劭的英雄观具有反传统的意义。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礼义治天下，要求君主在道德上作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身正”完全体现在道德上，就是要“以礼让为国”，“为政以德”③。老子在政治上是反礼义的，主张恢复自然，他想象中的“圣人”是“昏昏”、“闷闷”、“无为而无不为”的，是小国寡民的首领。在韩非子的观点中，君主的首要职责是千方百计地防范、制服、督责群臣，“人主”不能相信任何人，必须用势、术、法来对付臣下④。刘劭所描绘的英雄，既不是去做道德表率，也不是要退化为原始部落的首领，更不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而是堂堂正正、大有作为的领袖，是大智大勇、具有领导水平与才能的政治首脑。由此可见，刘劭的英雄观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科学性。
    刘劭理想化的英雄观又是时代缺乏英雄的反映。曹魏政权在取代汉朝以后，最高统治者一代不如一代。《魏书》对文帝的评语只肯定了他的“文藻”与“才艺”，而其不足之处恰恰正是君主应该具备的品质。《魏书》的编撰者以遗憾的口气评论道：“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⑤在文帝之后，明帝在连年战事不断的情况下大兴土木，建筑宫室。其后就是少帝临朝，大权旁落。刘劭在后半生政治生涯中所面临的就是这种现实。这种现实必然引起人们对英雄的热切期待。刘劭的《英雄》篇就是在期待中追溯历史、思考现实的结果，我们从中可以隐隐感觉到时代的呼唤。
    但是封建世袭制对君主的狭隘要求限制着英雄的产生，刘劭的英雄标准在封建时代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模式，靠或然性去实现。刘劭也不可能指出理想与现实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我想，在今天的政治思考中，对刘劭的英雄观作这样一番了解与分析不会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