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同盟会创建100周年，不免引发我们许多回忆。年老笔滞，只有略书掌故数则以示纪念。
    一、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
    同盟会的名称虽是出于孙中山的建议，但并非出于中国革命党人的原创，或多或少受到外国（特别是日本）的影响。
    早在1892年，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爱国志士建立一个名为“卡的普南”（Katipunan）的革命团体。卡的普南的会名是“人民子弟的最高虔敬协会”，但过去中文译名亦有采用“同盟会”者。孙中山1898年与菲律宾革命领袖彭西（M.Ponce）结识，曾以代购军火等方式支持“卡的普南”的正义斗争，想必会理解其会名的含义。在此以前，“卡的普南”于1896年在巴林塔瓦山区举行起义时，曾采用红色旗帜，中间为一个太阳，放射8条光芒，代表最初起义的8个省。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军政府18星旗的造型与寓意与此颇有相近之处，这也可以作为中菲之间革命互动关系的佐证。
    当然，以同盟会三个汉字作为社团名称，对中国革命党人影响更为直接且大的则是日本的国民同盟会。
    1898年，日本在野党为反对第二次山县内阁扩张军备、增征租赋，曾发起创建“反对增租同盟会”，积极支持者有神鞭知常、平冈浩太郎等。平冈是九州矿业资本家，宫崎滔天曾在他主持的《九州日报》任记者，孙中山1898年到东京后的住处和生活费用亦由他提供。因此中国革命党人对“反对增租同盟会”不会全无所知。
    两年以后（1900），为推动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日本一些政界人士如近卫笃麿、犬养毅、头山满、柏原文太郎、根津一、中村弥六、神鞭知常等，发起成立“国民同盟会”，其中不少人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关系非常密切。该会以“倡为保全支那之说”相标榜，谴责“露（俄）兵尚聚于满洲”，因此颇能引起一些中国留学生的幻想乃至好感。紧接着，松本正纯等在东京神田锦辉馆成立“青年同盟会”。同年12月，“国民同盟会”又在东京新富座举行中央大会（相对于地方大会而言），到会者有5000人之多，颇有一点声势。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由于俄军继续占领满洲，“国民同盟会”活动更为频繁，直至1902年俄国被迫签订满洲撤兵条约以后，该会才宣告解散。该会曾编纂《国民同盟会始末》，上海通志学社很快就在1903年5月出版了袁毓麟的中文译本，因而在国内进步知识界亦有一定影响。
    1903年春，由中国留学生倡导的拒俄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蓬勃兴起。以同盟会命名的爱国团体日渐增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邹容在上海倡议成立的“中国学生同盟会”。《苏报》在5月30、31两天连续发表评论说：“蜀邹容者，东京退学生也。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设分部，权利义务，分条揭载（会章另登）。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在此前后，4月4日，《苏报》还刊载过《中国教学同盟会总章》及《分会联合拟章》，并附注语：“再同人拟公举会员与上海教育会订立分会专章，以期推广教育，俟有成效，再行宣布。”4月6日，《苏报》又刊载该会常熟分会章程，且详列会址、会期。常熟分会由爱国学社的学生领导人之一殷次伊创设，可知上面提到的“上海教育会”，很有可能就是蔡元培与南洋公学退学生组建的。由此可知，“中国教学同盟会”虽然宣称“以期推广教育”为宗旨，但其革命倾向则是明显的。
    此外，还有《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5期，曾刊载“大湖南北同盟会”的书刊广告。虽然至今还未发现该会其他活动的记述，但与《湖北学生界》刊物的政治倾向接近，则是可以断言的。同年5月25日《苏报》刊载：陈仲甫（独秀）等发起成立“安徽爱国会”，并且宣称：“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民族之侵凌。”可见以上这些同盟会至少在团体命名方面，显然或多或少受到日本“国民同盟会”影响，尽管彼此的团体性质与政治取向并不相同。
    二、《民报》以前的《民报》
    人所共知，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随即出版革命喉舌《民报》，但是却较少有人知道，在这个《民报》之前，早已有日本人创办过同名报刊。
    日本著名政治活动家犬养毅于1890年年底脱离《朝野新闻》，随即于1891年1月11日创办《民报》。这个《民报》的发刊词由犬养毅自撰，其中有“党派纵横离合，政权受授移动”，“论难百出，纷纭杂糅”等语。同时还利用广告，标榜“直言直笔”、“倡正排邪”，并且猛烈抨击专为“小人私党之利欲”服务的“羊头狗肉之新闻”。这些语言与其后中国同盟会创办的《民报》发刊词相比较，两者颇有相近乃至相通之处。因为后者开头也是如此提出问题：“近时杂志之作者亦夥矣。绔词以为美，嚣听而无所终，摘埴索涂，不获则反覆其词而自惑。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谓对症发药者，已不可见，而况夫孤怀宏识，远瞩将来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