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史学史论著,称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贯通前后不分正统。”或说《南》、《北》二史“承认南北分裂,不强调谁顺谁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还有的论著亦仅赞李延寿父子贯通南、北诸史、削其相互攻讦之辞而表现出来的史识,对《南》、《北》二史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正统观念鲜加论述,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辨正。 《北史》卷一百李延寿自述其著述之由: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延寿承其志,编为纪传体断代通史。在《北史》卷九三《僭伪附庸列传》序中,李延寿说:“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此虽由于李延寿父子史识可称,实亦因统一时代使然,若说李延寿能超越时代,并千年以来之正统观念而弃之,是又强求古人了。 李大师欲编年纪南北史实,不知其纪年以何代为据,至于《南》、《北》二史之正统观念,前贤多有言及之者。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四“北为正”条说:“《南史》于永初元年末,书‘是岁魏明元皇帝太常五年’。案《北史》帝纪不呼南朝诸帝为皇,亦不纪其改元,独详于此者,李延寿欲以北为正也。又景平元年之末,书‘是岁魏明元皇帝崩’,梁武帝纪天监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宣武景帝崩,’亦尊之也,《北史》帝纪南帝只书‘殂’;宋文帝纪元嘉二年之末书‘是岁赫连屈匄死’,此魏明元帝所改,而《南史》遵用之,亦是尊魏;北伐南,各书皆称其姓名,南史则改称庙号,皆抑南尊北之意,延寿《序传》,自述其先人世为北臣,故其言如此。” 实际上,李延寿于《僭伪附庸列传》序中开篇即称:“晋自永嘉之乱,守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已显有尊魏之意。 《十七史商榷》卷六六“以西魏为正统”条说: “自文帝宝矩以下,北史即继以西魏,盖以此为正统,与《魏书》不同。……《魏书》直以东魏孝静帝为正,而西魏为伪,故不为立纪,仅附见孝静帝纪中,……西魏文帝崩后,尚有废帝钦恭帝廓,并不见于纪。则不如《北史》之先列西魏,后仍附见东魏为先。”同书卷五五“北周为正”条说: “《南史》陈本纪永定三年书‘齐文宣帝殂’,天嘉元年书‘周明帝崩’,李延寿意以北周为正,北齐为伪,盖唐承隋、隋承周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云:将北史“与魏收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及以西魏为正统”与后者不同。自注说:“《魏书》出帝之后,即接以东魏孝静帝,而出帝后诸帝不书,《北史》则魏武帝后(即出帝)有文帝、废帝、恭帝三本纪。恭帝逊位,西魏亡,始列东魏孝静帝本纪。” 《北史·序结》载李延寿上《南》、《北》史表说:“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元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行事,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则延寿已明言以东魏、北齐为“三代”之附庸也,所谓“三代”即指北魏、周隋,其间西魏只能作为北魏的天然继承者了。因此,《北史》魏孝武帝纪永熙三年十日虽明纪:“高欢推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徙都邺,是为东魏,魏于此始分为二”,但在本纪中,于西魏诸帝直称“文皇帝”、“废帝”、“恭帝”,不加“西魏”二字,于元善见则称“东魏孝静皇帝讳善见”。 可见《南》、《北史》是以北魏、北周、隋为正统,宋、齐、梁、陈及东魏、北齐为“偏据”的。二史尊北魏、周、隋为正统,笔法主要有三种: 〈一〉宋、齐、梁、陈、东魏、北齐帝纪必系魏(西魏)、周、隋年号。 王鸣盛所举《南史》宋本纪永初元年末书:“是岁,魏元皇帝泰常五年”。是系北魏年号之始。后每遇“正统”朝代改元,必于南朝和东魏、北齐相应见代末纪:“是岁,魏××元年”或“周××元年”,“隋××元年”,若遇新皇帝即位改元,则作“是岁,魏(周)××帝××元年”,西魏、北周初元年号,则作“××帝元年”。如宋元嘉元年末:“是岁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齐废帝永元二年:“是岁,魏宣武帝景明元年”。梁天监十五年:“是岁,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南史》梁大同元年、《北史》东魏天平二年末均作:“是岁,西魏文帝大统元年。”陈太建十三年末:“是岁,周静帝大定元年,逊位于隋文帝,改元开皇元年。” 如遇有多个年号或帝位更替之事,亦不殚其烦地详细记载。如《南史》宋元嘉二十九年末:“是岁,魏中常侍宗爱构逆,太武皇帝崩,乃奉南安王余为帝,改元承平,后又贼余,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陆丽奉皇孙,是为文成皇帝,改元曰兴安。”梁大通二年末:“是岁,魏武泰元年,寻改建义,又改永安。”中大通四年末;“是岁,魏相勃海王高欢诛尔朱氏,废节闵帝及自所奉故王朗,而奉平阳王修,是为孝武皇帝。改中兴二年为大昌,寻又改为永熙元年。”从太武帝太常到隋文帝开皇间,北魏、西魏、周的众多年号中,《南史》帝纪中仅缺北魏孝文帝“承明”年号。按孝文帝延兴六年六月壬申改元“承明”,次年正月又改为“太和”,其间仅六个月。《南史》帝纪不系此年号,当为偶一漏之。至于梁纪简文帝承圣三年于春正月首纪:“魏帝为安定公所废而立齐王廓,是为恭帝元年”,不系于岁末,是又其体例不纯者。 〈二〉北魏(西魏)北周皇帝死,《南史》书为“崩”,《北史》于南朝、东魏、北齐诸帝死只书“殂”,此乃尊政统的“《春秋》笔法”。 〈三〉北魏(西魏)、周、隋对南朝、东魏、北齐发动战争为征伐,反之则为侵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五“大举北侵”条:“天监七年冬十月丙子,‘诏大举北侵’。愚谓梁与魏为帝国,而《南史》于‘北伐’改为‘北侵’。中大通二年夏六月丁已,‘遣魏汝南王还北主魏。庚申,以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司州牧,随悦北侵’。此‘侵’字,《梁书》作‘讨’,亦是《南史》所改。李延寿之意,南为伪也。”此种例证,不胜枚举。如《南史》宋纪元嘉七年三月,“遣右将军到彦之侵魏”。《宋书》纪作“北伐”;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魏太武帝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始议北侵。”《南史》梁纪普通二年、五年、六年、大通元年、四年、六年都有“侵魏”、“北侵”字样。 《南史》列传也将各书“北讨”、“北伐”的说法改为“侵”、“略”。《南史》二五《到彦之传》:“(元嘉)七年,遣彦之制督王仲德……等北侵。”三八《柳元景传》:“及朝廷大举北侵,使诸镇各出军;”“时北略诸军王玄谟等败退,魏军深入。”《宋书·柳元景传》分别作“及朝廷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时北讨诸军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李延寿不仅将“虏”改为“魏军”,而且将“北讨”分别改为“北侵”、“北略”。如将《南史》陈庆之、裴邃等人传与《梁书》比较,此种改变的情况则更加明了。 南朝与东魏、北齐在李延寿看来均为“偏据,”但北方毕竟为正统所在,这表现在他书法上的矛盾歧异之处。《梁书·武帝纪》太清元年11月:“王师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南史》亦作“诸军北征”。而《北史》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又作“梁贞阳侯萧渊明寇徐州”。又《陈书·宣帝纪》太建五年,“分命众军北伐”。《南史》纪虽作“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略地北边”,以明北为正统,在《吴明彻传》中,仍作“太建五年,朝议北征”。《陈书·吴明彻传》又记:“会周氏必齐,高宗将事徐兖,九年,诏明彻进军北伐”。而其时李延寿认为正统的北周已统一北方,遂在《南史·吴明彻传》中作:“及周灭齐,……诏明彻北侵”。此种矛盾之处实际上表现了李延寿对正统观念的恪守态度。 《南史》记北军进军南方,只称“攻”、“入”,绝不见“侵略”字样,至于《北史》纪传对南战争则只称“讨”“伐”了。 尚可论者,北魏历史和东晋历史有重合部分,又给李延寿的正统观念带来矛盾。他在《僭伪附庸列传》序中说:“且于时五马渡江,正朔未改”,似仍以东晋承西晋为正统,但为了坚持北魏为正统的原则,又不得不于《北史》魏纪道武帝皇始元年、明元帝泰常三年分别记“晋孝武帝殂”、“晋安帝殂”,于道武帝元兴六年记“晋主司马德宗复位,”而不称为帝、不称帝庙号,是又并东晋而为“偏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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