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史学史论著，称李延寿所撰《南史》、《北史》“贯通前后不分正统。”或说《南》、《北》二史“承认南北分裂，不强调谁顺谁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还有的论著亦仅赞李延寿父子贯通南、北诸史、削其相互攻讦之辞而表现出来的史识，对《南》、《北》二史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正统观念鲜加论述，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一辨正。
    《北史》卷一百李延寿自述其著述之由：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延寿承其志，编为纪传体断代通史。在《北史》卷九三《僭伪附庸列传》序中，李延寿说：“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此虽由于李延寿父子史识可称，实亦因统一时代使然，若说李延寿能超越时代，并千年以来之正统观念而弃之，是又强求古人了。
    李大师欲编年纪南北史实，不知其纪年以何代为据，至于《南》、《北》二史之正统观念，前贤多有言及之者。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四“北为正”条说：“《南史》于永初元年末，书‘是岁魏明元皇帝太常五年’。案《北史》帝纪不呼南朝诸帝为皇，亦不纪其改元，独详于此者，李延寿欲以北为正也。又景平元年之末，书‘是岁魏明元皇帝崩’，梁武帝纪天监十四年春正月丁巳，‘魏宣武景帝崩，’亦尊之也，《北史》帝纪南帝只书‘殂’；宋文帝纪元嘉二年之末书‘是岁赫连屈匄死’，此魏明元帝所改，而《南史》遵用之，亦是尊魏；北伐南，各书皆称其姓名，南史则改称庙号，皆抑南尊北之意，延寿《序传》，自述其先人世为北臣，故其言如此。”
    实际上，李延寿于《僭伪附庸列传》序中开篇即称：“晋自永嘉之乱，守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已显有尊魏之意。
    《十七史商榷》卷六六“以西魏为正统”条说：
    “自文帝宝矩以下，北史即继以西魏，盖以此为正统，与《魏书》不同。……《魏书》直以东魏孝静帝为正，而西魏为伪，故不为立纪，仅附见孝静帝纪中，……西魏文帝崩后，尚有废帝钦恭帝廓，并不见于纪。则不如《北史》之先列西魏，后仍附见东魏为先。”同书卷五五“北周为正”条说：
    “《南史》陈本纪永定三年书‘齐文宣帝殂’，天嘉元年书‘周明帝崩’，李延寿意以北周为正，北齐为伪，盖唐承隋、隋承周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三“《北史》魏书多以魏收书为本”云：将北史“与魏收书一一核对，惟道武、太武、献文之殂及以西魏为正统”与后者不同。自注说：“《魏书》出帝之后，即接以东魏孝静帝，而出帝后诸帝不书，《北史》则魏武帝后（即出帝）有文帝、废帝、恭帝三本纪。恭帝逊位，西魏亡，始列东魏孝静帝本纪。”
    《北史·序结》载李延寿上《南》、《北》史表说：“私为修撰，起魏登国元年，尽隋义宁元年，凡三代二百四十四年，兼自东魏天平元年，尽齐隆化二年，又四十四行事，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则延寿已明言以东魏、北齐为“三代”之附庸也，所谓“三代”即指北魏、周隋，其间西魏只能作为北魏的天然继承者了。因此，《北史》魏孝武帝纪永熙三年十日虽明纪：“高欢推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徙都邺，是为东魏，魏于此始分为二”，但在本纪中，于西魏诸帝直称“文皇帝”、“废帝”、“恭帝”，不加“西魏”二字，于元善见则称“东魏孝静皇帝讳善见”。
    可见《南》、《北史》是以北魏、北周、隋为正统，宋、齐、梁、陈及东魏、北齐为“偏据”的。二史尊北魏、周、隋为正统，笔法主要有三种：
    〈一〉宋、齐、梁、陈、东魏、北齐帝纪必系魏（西魏）、周、隋年号。
    王鸣盛所举《南史》宋本纪永初元年末书：“是岁，魏元皇帝泰常五年”。是系北魏年号之始。后每遇“正统”朝代改元，必于南朝和东魏、北齐相应见代末纪：“是岁，魏××元年”或“周××元年”，“隋××元年”，若遇新皇帝即位改元，则作“是岁，魏（周）××帝××元年”，西魏、北周初元年号，则作“××帝元年”。如宋元嘉元年末：“是岁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齐废帝永元二年：“是岁，魏宣武帝景明元年”。梁天监十五年：“是岁，魏孝明皇帝熙平元年。”《南史》梁大同元年、《北史》东魏天平二年末均作：“是岁，西魏文帝大统元年。”陈太建十三年末：“是岁，周静帝大定元年，逊位于隋文帝，改元开皇元年。”
    如遇有多个年号或帝位更替之事，亦不殚其烦地详细记载。如《南史》宋元嘉二十九年末：“是岁，魏中常侍宗爱构逆，太武皇帝崩，乃奉南安王余为帝，改元承平，后又贼余，于是殿中尚书长孙渴侯、尚书陆丽奉皇孙，是为文成皇帝，改元曰兴安。”梁大通二年末：“是岁，魏武泰元年，寻改建义，又改永安。”中大通四年末；“是岁，魏相勃海王高欢诛尔朱氏，废节闵帝及自所奉故王朗，而奉平阳王修，是为孝武皇帝。改中兴二年为大昌，寻又改为永熙元年。”从太武帝太常到隋文帝开皇间，北魏、西魏、周的众多年号中，《南史》帝纪中仅缺北魏孝文帝“承明”年号。按孝文帝延兴六年六月壬申改元“承明”，次年正月又改为“太和”，其间仅六个月。《南史》帝纪不系此年号，当为偶一漏之。至于梁纪简文帝承圣三年于春正月首纪：“魏帝为安定公所废而立齐王廓，是为恭帝元年”，不系于岁末，是又其体例不纯者。
    〈二〉北魏（西魏）北周皇帝死，《南史》书为“崩”，《北史》于南朝、东魏、北齐诸帝死只书“殂”，此乃尊政统的“《春秋》笔法”。
    〈三〉北魏（西魏）、周、隋对南朝、东魏、北齐发动战争为征伐，反之则为侵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五五“大举北侵”条：“天监七年冬十月丙子，‘诏大举北侵’。愚谓梁与魏为帝国，而《南史》于‘北伐’改为‘北侵’。中大通二年夏六月丁已，‘遣魏汝南王还北主魏。庚申，以魏尚书左仆射范遵为司州牧，随悦北侵’。此‘侵’字，《梁书》作‘讨’，亦是《南史》所改。李延寿之意，南为伪也。”此种例证，不胜枚举。如《南史》宋纪元嘉七年三月，“遣右将军到彦之侵魏”。《宋书》纪作“北伐”；元嘉二十七年十二月，“魏太武帝率大众至瓜步，声欲渡江，……始议北侵。”《南史》梁纪普通二年、五年、六年、大通元年、四年、六年都有“侵魏”、“北侵”字样。
    《南史》列传也将各书“北讨”、“北伐”的说法改为“侵”、“略”。《南史》二五《到彦之传》：“（元嘉）七年，遣彦之制督王仲德……等北侵。”三八《柳元景传》：“及朝廷大举北侵，使诸镇各出军；”“时北略诸军王玄谟等败退，魏军深入。”《宋书·柳元景传》分别作“及朝廷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时北讨诸军王玄谟等败退，虏遂深入”。李延寿不仅将“虏”改为“魏军”，而且将“北讨”分别改为“北侵”、“北略”。如将《南史》陈庆之、裴邃等人传与《梁书》比较，此种改变的情况则更加明了。
    南朝与东魏、北齐在李延寿看来均为“偏据，”但北方毕竟为正统所在，这表现在他书法上的矛盾歧异之处。《梁书·武帝纪》太清元年11月：“王师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南史》亦作“诸军北征”。而《北史》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又作“梁贞阳侯萧渊明寇徐州”。又《陈书·宣帝纪》太建五年，“分命众军北伐”。《南史》纪虽作“以开府仪同三司吴明彻都督征讨诸军事，略地北边”，以明北为正统，在《吴明彻传》中，仍作“太建五年，朝议北征”。《陈书·吴明彻传》又记：“会周氏必齐，高宗将事徐兖，九年，诏明彻进军北伐”。而其时李延寿认为正统的北周已统一北方，遂在《南史·吴明彻传》中作：“及周灭齐，……诏明彻北侵”。此种矛盾之处实际上表现了李延寿对正统观念的恪守态度。
    《南史》记北军进军南方，只称“攻”、“入”，绝不见“侵略”字样，至于《北史》纪传对南战争则只称“讨”“伐”了。
    尚可论者，北魏历史和东晋历史有重合部分，又给李延寿的正统观念带来矛盾。他在《僭伪附庸列传》序中说：“且于时五马渡江，正朔未改”，似仍以东晋承西晋为正统，但为了坚持北魏为正统的原则，又不得不于《北史》魏纪道武帝皇始元年、明元帝泰常三年分别记“晋孝武帝殂”、“晋安帝殂”，于道武帝元兴六年记“晋主司马德宗复位，”而不称为帝、不称帝庙号，是又并东晋而为“偏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