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使其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而成。《汉书·艺文志》列于杂家。近来有人提出新的看法，有说是新道家，有说是新儒家。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这是一部政治著作。主要讲如何统一天下，统一以后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如何进行治理等问题，重点在于探讨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方案。吕不韦不仅有较好的文化素养，而且有丰富的社会阅历，更重要的，他有长期执政的经验。他是一位勇敢的探索者。他编是书，既非以道家为主，亦非以儒家为主。其高明之处，在于不囿于一家一派之说，而是站在百家之上，欲取百家之长、舍百家之短、熔百家于一炉。如果一定要给《吕氏春秋》分类，它仍是传统意义上的杂家。由于这是一部政治著作，我们应先从政治思想上加以分析。《吕氏春秋》的政治思想有鲜明的特色：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样富有民主性的政治口号，主张贵公去私，提倡以义兵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与分封制相结合的封建制度。既主张君主专制，又提倡无为而治；既主张法治，又提倡德治。它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下面，我们就《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的这些特点作初步探讨。
    一、提出贵公去私的政治主张
    《贵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是古代民主思想的光辉命题，是《吕氏春秋》政治思想立论的基础。《礼记·礼运》认为古代曾经有过“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后来由于时代的变迁，才成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吕氏春秋》的观点与《礼记》的看法不尽相同，认为不管过去、现在、将来，天下都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这是一个古今通行的公理。从这个公理出发，要求上自天子，下至臣民，都要贵公去私。这个“公”字，有人认为没有“公家的”意思，只有“公正”的意思。其实它含有以上两方面的意思。贵公就是以“公家的”为贵，办事要公正。这个“私”字，也有两个含意：一是“私人的”意思，有时指私心；二是“偏私”的意思。“去私”就是去掉私心，办事不能偏私。《吕氏春秋》从三方面来论证这个观点。第一，以天地日月四时——大自然对万物公而无私为理论根据来加以说明。《去私》说：“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贵公》说：“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作者从“人法天地”思想，推演出天下是天下人公有的结论。这种推演方法虽然犯了“不同类相比”的错误，但在当时来说，这样推演而得出的结论，是有积极意义的。①第二，从君道起源加以论证。《恃君》追溯上古时代，没有君主，“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并记述四境之外，尚存在无君之地。“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原始人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大自然的威胁，二是内部相残。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人们只能过群居生活。立君之道，就在“群聚”的基础上产生。《恃君》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于群，而人备可完矣。”为了和大自然作斗争，为了协调人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也就是“为天下忧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吕氏春秋》当然不可能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论述国家的起源。但是，它认为“凡主之立也，生于公也，”从而论证天子、国君、官长都要贵公去私，这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第三，总结历史的经验，证明“公则天下平”，私则天下乱。《贵公》说：“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文章以齐桓公为例，说明贵公去私的重要性。“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于户。”
    怎样贵公去私？《吕氏春秋》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君主来说，贵公去私的关键在于通乎性命之情。《有度》说：“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当无私矣。夏不衣裘，非爱裘也，暖有余也。冬不用扇，非爱扇也，清有余也。圣人之不为私也，非爱费也，节乎己也。节己，虽贪污之心犹若止，又况乎圣人？”性命之情，是指生命的天性。通乎性命之情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指主观要符合客观，人要顺从自然的法则，如夏天不穿皮袄，冬天不用扇子；另一方面指“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知度》）节制自己，去掉贪污之心。君主通乎性命之情，在位时就行君道。“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恃君》）君主要根据公法造福于民，不图私利；同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去位时，把君位让给贤人。“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去私》）为公还是为私，是贤君与暴君的分界线。《吕氏春秋》公然主张推翻暴君，拥立贤君。《恃君》说：“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作者总结历史经验，认为乱难时作、国家兴废的原因就在于天子以天下为私利、国君以国家为私利、长官以官位为私利。“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作者认为君道不可废，把封建君主制度看成是万世不可革除的社会法则，表现了时代的局限性，显然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主张“非君”可废，承认改朝换代的合理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同时，指出君主以天下为私是朝代不断更替的根源，从而告诫君主要贵公去私。这在当时来说，确是一种可贵的见解。
    对人臣来说，只有贵公去私，才能以公及私。《务本》说：“《诗》云：‘有晻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谕大》对公与私、国与家、家与身的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公安则私安，国强则家富，主尊则臣荣。人臣“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为了国富民强，长治久安，君臣都要以国家为本，以人民为本。为公还是为私，是贤臣与邪臣的分界线。《去私》赞扬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一心为公。称颂墨者巨子腹{K1B102.jpg}执法诛子，大义灭亲，“巨子可谓公矣。”人臣不仅要秉公办事，而且不能以权谋私，要以功伐求荣富，无功不受禄。《务本》说：“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在处理国与君的关系上，主张以国为本，倡导被瞻所信奉的“不死君，不亡君”的原则，不为君个人去死，不为君个人去亡。《应同》强调“君同则来，异则去。”认为“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这种观点显然与秦汉以后统治者所宣扬的“忠君”思想是大相径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