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剥削阶级只有为私的思想，没有为公的思想。这种看法未免失之于偏。其实，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公私观。《吕氏春秋》贵公去私思想，有着明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标记。它所谓的“公”，是地主阶级的“公”，要求人们把地主阶级、封建国家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它所谓的“公家”，是指封建国家；所谓“公家所有”，是指封建国家所有，绝不是指天下归劳动人民所有。在具体论及天下归属问题时，指出天下归以下两种人：一是“行君道者”，他是“万民之主。”二是天下的贤人，君主要把土地分封给他们。天下归这两种人所有，实际上就是归地主阶级所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的真实含意是：天下不是天子一个人的天下，是整个地主阶级的天下。所谓贵公去私，当然也不是要实行公有制、取消私有制。《吕氏春秋》明确主张实行封建的私有制，反对公有制。《审分》说：“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
    《吕氏春秋》提出贵公去私的主张，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为了巩固刚刚诞生的封建政权。要求地主阶级的成员，特别是地主阶级的当权派——从天子到各级官吏，在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放弃局部利益、个人利益。这是封建社会处在上升时期，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提出的一种进步的政治主张。由于封建国家是建立在封建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地主阶级本身就具有自私性、封建性、残暴性等阶级本性，地主阶级分子很难做到贵公去私。为了使最高统治权掌握在“行君道者”手中，《吕氏春秋》设计了两个方案：一是实行禅让制，要求君主主动把君位让给贤人。由于它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保证这种制度必须实施的办法，因而成为空想。二是用暴力推翻“非君”。这是切实可行的，以后的历史不断发生这种现象。
    二、主张用义兵统一天下
    战国时期，各家都曾提出统一天下的要求。如何统一？各有各的主张。法家主张武力统一。商鞅在秦国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奖励耕战，不断出兵扩大领土。儒家主张用仁义统一。孟子反对兼并战争。他说“春秋无义战，”要求对“善战者”处以极刑。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战争，提倡“非攻”。宋钘、尹文主张“禁攻寝兵”。惠施、公孙龙主张“偃兵”。面对这些互相对立的观点，吕不韦抱什么态度？他在秦国执政后，继续执行商鞅的富国强兵政策，所不同的是，他理直气壮地提出“义兵说”，为秦国正在进行的统一战争提供理论依据。
    《吕氏春秋》吸收墨家关于“义”的观点，把“义”置于“仁”之上，认为义是“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无义》）义就是利人。“义之大者，莫大于利人。”（《尊师》）墨子把“义”和“兵”对立起来，认为行义必反战。《吕氏春秋》改造这种思想，把“义”和“兵”结合起来，“凡兵之用也，用于利，用于义。”以“义”为标准，区分不同性质的战争。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禁塞》）义兵的目的有二：一是“诛暴”。义兵讨伐暴君是为了拯救受苦的人民。“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荡兵》）二是“攻乱”。乱则害民，讨伐乱国是正义的行动，所以说“攻乱则义。”（《应同》）
    为了实行义兵说，吕不韦注意改正秦国攻策上的错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按斩首数目奖励军功。根据《史记》有关记载统计，从秦孝公到秦昭王，斩首在一百三十万以上。仅长平一战，秦军坑杀战俘就达四十五万。这种野蛮的、一味屠杀的政策，激起了六国军民强烈的反抗。秦军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吕氏春秋》对长平战役中秦军的暴行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应言》指出：“秦军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索〕。”吕不韦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改变这种传统政策。首先，宣布山东六国为乱国，六国之君为暴君，把秦师标榜成义兵。《怀宠》为义兵拟了一篇檄文，说明出师的目的：“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以除民之仇而顺天之道也。”其次，为义兵规定了严明的纪律：“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再者，制订出优待俘虏、分化瓦解敌军的政策。规定所获俘虏，经过审查，释放回家。只有对顽抗到底的敌人，才给予消灭。“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仇者，身死家戳不赦。”攻克敌国以后，选拔贤良，振恤贫困，敬礼长老，救出无辜的“罪人”，使“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怀宠》）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吕不韦在执政期间曾作过尝试。史书虽然没有记载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但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证明：第一，吕不韦执政期间，秦国胜利地进行了十次大的战争，消灭了东周，打败了韩、赵、魏、卫、楚等国，十三年中，仅有一次斩首三万的记录，这与秦昭王以前斩首一百三十万相比，已大不相同。第二，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亲自带兵消灭东周后，对东周君采取宽大政策。“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史记·秦本纪》）第三，秦始皇二年，秦灭卫国，将卫君角从濮阳迁至野王（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维持名义上的君主。
    在义兵说指导下，秦军取得重大胜利。到吕不韦罢相时，秦国获得的土地，至少有十五个郡，占统一以后全国总郡数近二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六国的军事力量受到沉重打击，再也无法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只有等待一个个被消灭。后来，秦始皇仅用了十六年就完成了统一大业。
    三、建立中央集权与分封制相结合的封建制度
    《吕氏春秋》对战国以来天下分裂、诸侯割据的局面深恶痛绝。指出“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振乱》）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所残杀无罪之民者，不可为万数；壮佼老幼胎{K1B103.jpg}之死者，大实平原。”“以至于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禁塞》）这种局势，特别在“天子绝世”以后更为严重。“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谨听》）产生强胜弱、众暴寡、以兵相残的根源就在于“无天子”。《吕氏春秋》认为只有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才能改变这种局面。《执一》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骧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于门闾者。”中央大权集中于天子一人之手，是国家平治的先决条件，如果由二人或二人以上来发号施令，天下就要大乱。
    《吕氏春秋》在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的同时，主张“多封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是把“多封建”作为分散地方割据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手段提出的。《慎势》说：“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利则无敌。无敌者安。”为了使天子达到势无敌的目的，作者制定了分封诸侯的原则：“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以大国控制小国，以中央控制地方，从而加强中央集权的力量。“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于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矛盾，是地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阶级矛盾的一种表现，是中国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一个基本矛盾。它是由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决定的。《吕氏春秋》把多封建作为分散地方势力的一种手段。这种政策在一定条件下起过不同程度的作用。战国时期，秦国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也曾进行过分封。汉初，也曾实行过分封制。这在当时都曾起过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是随着地方势力的发展，地方分权势必与中央集权发生冲突，甚至出现取而代之的局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封建社会本身无法克服的，当然也不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所能解决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