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主张君主专制又提倡无为而治
    《吕氏春秋》主张君主专制。《知度》说：“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要使“权专”，必须“重势”。王权象征着权势。《慎势》指出：“王者，势也。”对王者来说，权势越大越好，“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铭篆著乎壶鉴，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天子必须集大权于一身，为自己造成势无敌的局面。“势有敌则王者废矣。”耐人寻味的是，《吕氏春秋》在主张君主专制的同时，又竭力鼓吹无为而治。《先己》说：无为之“主曰勿身”。告诫君主不要事事亲自去做，特别强调君主不要去做臣子份内的工作。要求“有道之主，因而不为”。《任数》说：“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所谓“因而不为”，是说君主要应顺自然与社会的法则“无为而治”。《吕氏春秋》这个主张与战国时期道家、法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作了一定的发展。老、庄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无条件的，《吕氏春秋》主张的无为而治是有条件的。其条件是最高立法权、用人权、监督权都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只有掌握了这些实权，才能无为而治。《圜道》说：“令出于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于民心，遂于四方，还周复归，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无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为命也，贤不肖安危之所定也。”法令是君主的命根子。君主制订法令，下令由臣子执行。臣子按法行事，就能达到无为而治。“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分职》）这与法家所宣扬的“任法而弗躬”是一致的。
    君主掌握用人权，旨在求贤任贤。《士节》说：“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当染》也有同样的看法：“古之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官事，得其经也。”君主只有任用贤人，才能无为而治。君主掌握监督权，旨在督名审实，正名审分。《审分》说：“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放悖。”正名审分主要是正君臣之名，审君臣之分。君主是国家的主宰，臣子是君主的奴仆。君主的职责是任用臣子，臣子的职责是在君主的领导下做各自的具体工作。《吕氏春秋》把君主比成驭者，把臣子比成拉车的马。“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竞劝骋骛矣。”君主只有督名审实、正名审分，才能无为而治。
    从“无为而治”这个政治方案设计者的主观愿望来说，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君权。他们认为君主只有无识无事，才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如果君主“好以已为”，坏人就要钻空子。“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君守》）作者认为无为而治正是防止大臣专权、巩固君权的一种手段。
    《吕氏春秋》还将无为而治作为君主驾驭臣子的权术。《君守》说：“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君主要把自己的智慧深深地藏在心里，不要让臣子摸着自己的底细。“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知度》）这与韩非的观点是一致的。②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主张无为的同时，并不反对有为，而是主张寓有为于无为之中。
    专制主义是无法无天的，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这里，特殊的意志本身就具有法律的效力，或者更确切些说，它本身就代替了法律。”（《法哲学原理》）封建君主由于滥用权力，激化了与农民的矛盾，导致国破家亡。封建社会初期，地主阶级思想家提出无为而治的目的，是为了制约君主的权力，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政权。但是由于没有找到保证必须实行这个制度的方法，所以很难实现。即使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过无为而治——如汉初黄老思想的统治，但这只是具有短暂的性质。
    五、法治德治并举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法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生产发展了，国力日益强大，跃居七雄之首。这一点，吕不韦看得很清楚。他执政以后，仍然坚持法治。《禁塞》说：“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察今》强调“治国无法则乱，”“凡举事必循法以动。”《适音》说：“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吕氏春秋》的法治思想基本上与先秦法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不过它也有自身的特点：第一主张把法、势、术结合起来。《慎势》说：“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第二，强调法令必须统一。只有统一法令，才能统一人心。《不二》说：“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第三，不管贤或不肖，人人都要依法行事，任何凭主观意愿办事都是不能允许的。《处方》说：“今有人于此，擅矫行则免国家，利轻重则若衡石，为方圆则若规矩，此则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众之所同也，贤不肖之所以其力也。”第四，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变法革新。《吕氏春秋》关于变法的理论同于韩非，有的地方说得更为深刻。其中心论点是：“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理由是：“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已经不是真正的先王之法；同时，“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先王之法适用于当时，时变而法不变，死守旧法以治国，好比“荆人循表”、“刻舟求剑”。（《察今》）《吕氏春秋》要求“变法者因时而化。”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出，那种认为《吕氏春秋》排弃了法家的主张，显然不符合事实。
    然而，在另一方面，秦自商鞅变法以来，把礼乐、诗书、孝弟、诚信、仁义等视为“六虱”③，一味强调严刑苛法，毫不掩饰地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吕不韦从事实中看到了它的偏颇，认识到只靠镇压这一手进行统治是不能长治久安的。《适威》指出：“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极也，不能用威适。”《用民》强调“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因而，《上德》得出结论：“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