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反对专恃威势法术治国，主张以德治法治并举、恩威并施来纠正秦自商鞅以来一味强调法治的偏向。《义赏》说：“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法治与德治并不对立，二者可以互相促进。《吕氏春秋》所主张的德治，还有它自己的特色，这就是特别强调“行义”。《上德》说：“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要德治就要行义，要行义就得利人。《适威》说：“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德治要为民除灾、致福。《吕氏春秋》甚至把行义、利人置于法治之上。《用民》说：“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如何把农民安定在土地上，是保证社会安定的先决条件。《吕氏春秋》认识到仅仅用法治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只有法治德治并举、软硬两手兼施，才能长治久安。这是颇有远见的见解。汉以后的有见识的统治者基本上是按这个模式进行治理的。但是秦王政否定了《吕氏春秋》的治国方案，采用韩非的法家路线，对农民用严酷的手段进行剥削压迫，激化了阶级矛盾，引发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综上所述，《吕氏春秋》博采众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它吸收法家的法治思想，又提倡德治，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它比韩非高明之处；它吸收儒家的德治思想，又主张法治，强调变法，这是它比孟子高明之处；它吸收墨家的义利思想，又提倡义战，反对“非攻”，这是它比墨子高明之处；它吸收道家的“无为”思想，又不反对有为，主张寓有为于无为之中，这是它比者、庄高明之处；它强调君主集权，又主张贵公去私，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样富有民主性的口号，这是它比先秦所有思想家高明之处。它的目光比秦王政更为远大，它不囿于秦国一隅，而放眼于天下；不仅关注当时的统一事业，还提出了统一后的治国方案，为即将到来的战略转移作了思想上的准备。后来的事实证明，秦王政否定它的政治主张是一大失误。但是，如前所述，《吕氏》的政治思想也存在空想的成份，它所主张的无为而治，虽含有限制君权、发挥众智众能等合理成份，但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不妨将它看成是封建社会初期，中国地主阶级的先进分子在探索统治思想的过程中，试图实现较为民主的政治的一种设想。
    注释：
    ①人法天地思想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强调主观要遵重客观，这是合理的；另一方面，把社会看成是自然的副本，从自然状态中直接推论出社会的性质及人的行为准则、犯了不同类相比的错误。
    ②《韩非子·主道》：“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
    ③见《商君书·靳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