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征刘师培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亲身参与了晚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其政治立场几经反复，刘师培也因此数度沉浮，荣辱与之；而且作为晚清的一位古文经学大师，刘氏湛通经史，学识渊博。他身体力行，直接置身于史学现代化的学术大潮之中。这就使得刘师培的古文经学，在折射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政治文化意蕴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举一隅以三隅反”，对于刘师培的古文经学加以剖析，将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今仅以刘氏《左传》学研究析之。
    一、《左传》之争与康有为“改制”
    《左传》的问题在中国经学史上可谓是一个解不清的“结”。围绕着《左传》而产生的纠葛贯穿了中国学术史的始终，主要的学术视域范围在《左传》与《春秋》，以及《左传》、《公羊》、《谷梁》“三传”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左传》之争更深层次的意蕴则在于：《春秋》到底是一部“史书”？还是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撰写的一部“政治指南”？倘若将《春秋》当作一部史书，那么《左传》的意义便非同一般。因为《春秋》中语焉不详的史事，正是依靠《左传》将其详细化、具体化的；而如果将《春秋》视为孔子的“政治蓝图”，那么就应当重视《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也因此应当看重《谷梁》尤其是《公羊》，《左传》则只能“退而求其次”了。认识理念上的此种差异实反映着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在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上的重大分歧：今文经学将孔子视为一位以“改制”、“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家，认孔子为“素王”（无其位而“贬天子，退诸侯”，行天子之事，是谓“素王”）；古文经学则视孔子为一史学家。因对孔子的定位有如许不同，遂使今古两家围绕着这一定位表现出不同的学风：今文家眼中的《六经》特别是《春秋》，那是孔子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蓝本而不是“史书”。因此今文家重《六经》中的微言大义，也因此今文经学重“义”轻“事”亦即轻“史”，这就使得今文经学中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古文家则信奉孔子在修订《六经》时遵循了“述而不作”的原则。“述而不作”，在学术层面上是谓孔子尊重历史，对于史实不增减，不篡改，仅“述”之而已。据此，古文家重“事”亦即重“史”，古文经学看重对《六经》中史实的考订，通过音韵训诂、典章制度的考据手段，古文家企图恢复的是“本然”的历史，缘此发展出了中国学术史上的考据一派。从“政治”的层面来看，“述而不作”又可以理解为对于以往的政治体制，承袭而不更改，仅“述”之而已。因此，“述而不作”在政治上往往表现出一种恪守祖训、“泥古不化”的保守倾向。
    关于《左传》“传”不“传”《春秋》，即《左传》到底是不是《春秋》之“解”的问题，其实早在汉代就已起了争论。按照汉代今文经学家的说法，《左传》不传《春秋》；而按照古文经学家的意见，《左传》不仅“传”《春秋》，而且由于左丘明曾经亲见孔子，他所撰写的《左传》，较之于《公羊》、《谷梁》来，反倒更加接近孔子的原意，也就是更加“传”《春秋》。
    自从刘歆表彰古文经学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兴盛。尤其因为刘歆喜好《左传》，经过他的努力，《左传》在王莽时曾经一度被立于学官。东汉初，《左传》又立于学官，旋即废。但随着东汉及此后古文经学家的不懈努力，自东汉末以至于隋唐，古文经学终于成为经学正统，《左传》也终于成为了《春秋》之“传”。正因为东汉以降古文经学始终占据着压倒今文经学的优势，所以，关于《左氏春秋》到底是否“传”《春秋》的问题，原并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与相信《左传》“传”《春秋》的学者相比，认为《左传》不传《春秋》，甚至认为《左氏春秋》经过了刘歆的伪羼，这样的学者虽然有，但他们人数毕竟较少，他们的意见在学术界并不占主导地位，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注：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曾经援引朱彝尊《经义考》卷一六九，对于历史上怀疑《左传》的学者作过一个整理，可参阅。见《古史辨》第五册第540-5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刘逢禄所撰《左氏春秋考证》，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怀疑《左传》的学术专著。刘逢禄站在今文经学家派门户的立场上对于《左传》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谓《左传》不“传”《春秋》，又称《左氏》经过了刘歆的伪造，其中的“君子曰”、“书曰”等史论皆为刘歆所增。对于从西汉中叶起就已经隐伏着的今古文经“互采杂说”--亦即今古文经“合流”的倾向，刘逢禄视而不见，而是相反凸显今古文经之间矛盾、畛域的意义，认为《汉书·儒林传》所谓张苍、贾谊、张敞、翼奉等采用《左传》说经之辞均不可信。所以，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息迹已久的今古文经之争，是自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出，才风波又起，死灰复燃的。
    延至近代，廖平进一步强化了刘逢禄的学说，全面提出了刘歆伪造《左传》和今古文经之争早在先秦时即已经存在的观点（见后文）。到了戊戌变法前后，今古文经之争（《左传》问题是争论的焦点）由学术领域而蔓延至政治领域，它在政治上的“含金量”愈来愈高，终至于由康有为借此学术问题在政治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今古文经之争的问题遂成了万众瞩目的一个“社会热点”。康有为的观点，实际上是综合刘逢禄与廖平而来。对于刘逢禄，康有为承认受到了他的影响；但康有为矢口否认受廖平的影响。不过，康氏的一家之言挡不住学术界的公论：学术界一致揭示康氏之学说来自于廖平。
    康有为力主刘歆为了媚莽篡汉伪造“新学”，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刘歆伪造《左传》。康有为指出：
    自刘歆以《左氏》破《公羊》，以古文伪傅记攻今学之口说，以周公易孔子，以述易作，於是孔子遂仅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而非复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祗焉师统而不为君统。诋素王为怪谬，或且以为僭窃。尽以其权归之人主。於是天下议事者引律而不引经，尊势而不尊道。其道不尊，其威不重，而教主微；教主既微，生民不严不化，益顽益愚。皆去孔子素王之故。[1] （p.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