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批驳廖平指出，西汉今古文之间并非畛域若水火。从今文家自认属于今文营垒的学者来看，他们也多兼治古文尤其是兼治《左传》。如“张苍受业于荀子，苍又作《历谱五德》、《张氏微》；张苍授贾谊，谊作《左氏传训故》。贾氏世传其业”。西汉传《左传》的学者还有贯公、长卿、张禹（萧望之对张禹《左传》学也有好感）、尹更始、翟方进、张敞。刘师培认为，“自（张）敞以下大抵以《左氏》通《公羊》”；由尹更始以下“大抵以《左氏》通《谷梁》”。西汉“杂用”古文的今文家还有杜邺、师丹、翼奉、韦孟、龚胜、眭孟、匡衡、韦玄成、贡禹。
    刘师培对于廖平从而对于康有为的批驳证据坚强，廖、康辈当无以置喙。刘氏立论的意义在于，它厘清了西汉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即在西汉初、中叶，今古文经之间并不存在判若水火之畛域。刘氏特别指出，在“义法”亦即在价值判断上，《左传》、《公羊》、《谷梁》“三传”也就是今古文经两家并不两立而是趋同。刘氏指出的这一点意义重大。正因为在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的基本判断上今古文经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抵牾，两家“杂说互用”，特别是今文家袭用《左传》才有了“理论根据”。也正因为这一点的存在，西汉中叶以后，今古文经的“杂说互用”蔚然成风，并形成为一种趋势。这对于我们理解今古文经何以至东汉终于“合流”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刘氏启发我们：正是因为早从西汉中叶起，今古文经之间已经存在着“合流”的学术胚芽，才终至于有了后来今古文经两家的最终“合流”。
    刘氏的这一学术贡献对钱穆的成名作《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如所周知，《年谱》是与疑古派相对立的史学流派中的代表作，同时，《年谱》在钱穆的学术生命中意义也非同一般。它是钱穆的成名作。因此文得到了顾颉刚的垂青，钱穆才得以进入学术主流社会的舞台。1932年，胡适在《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中就赞扬了《年谱》的扎实严谨。此前，胡适曾经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颉刚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改变的原因”。[6] （第一册，P.13）似《年谱》对于“疑古派”本身的分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以学理为视域，《年谱》最具学术价值之处就在于，它一方面揭露了西汉中叶时今古文两家之间并不存在如刘逢禄、廖平尤其是康有为所认为的那种泾渭分明，势如水火的态势，恰恰相反，西汉存在着大量今文家引用《左传》干政说经的例证；另一方面，《年谱》又从“政治操作”层面揭示了王莽篡汉有一个“历史渊源”可循，那就是从西汉中叶起就存在着一种用今文家所信奉的“五行相生”论要求汉帝“禅位”的思潮。因此，与其说王莽利用了古文经学，毋宁说王莽之利用今文经正要超过他利用古文经。而《汉代古文学辩诬》正为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准备了充足的基础性史料来源。刘师培的“论西汉今文家不废古文”对钱穆的影响尤深刻。
    例如，《年谱》“自序”批驳《新学伪经考》“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钱穆所举今文家有三大理论支柱，其第一就是今文家“率谓六经传自孔氏，历秦火而不残”。[6] （第五册，p.101）又如，《年谱》论翼奉引用“忌子卯”为“疾日”指出：“忌子卯为疾日，《公》、《谷》无明文。……据此，则奉疏盖本《左氏》矣。”
    试对比刘师培：
    奉治齐诗，最信五际六情之说。而子卯为忌日之说见于《左传》昭九年，翼奉言“《春秋》讳，明指《左氏传》矣。”[2] （P.1383）
    再如，《年谱》论龚胜：
    《朱博传》载谏大夫龚胜等十四人议，以为“《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鲁大夫叔孙侨如欲颛公室，谮其族兄季孙行父于晋，晋执囚行夫，以乱鲁国，《春秋》重而书之”。
    钱穆下按语谓：
    其事见成公十六年《左氏传》。《公》、《谷》释行夫之囚皆不及侨如。即胜等此奏明据《左氏》矣。
    钱穆此说全本之刘师培。刘氏即指出，龚胜所言之事，“见于《左传》成公十六年，则胜亦见《春秋左氏传》。[2] （p.1383）
    据《汉书·张敞传》载，大将军霍光死，宣帝始亲政事，封霍光侄孙霍山、霍云为列侯，以霍光之子为大司马。后来，霍山、霍云因罪归第，霍氏诸婿亲属颇得以出补，张敞得知，遂上封事，引用了季友有功于鲁，赵衰有功于晋，田完有功于齐的历史故事，提醒汉宣帝勿蹈历史覆辙。钱穆在谈到这件事时指出，张敞封事系采自《左传》。因为季友、赵衰、田完事仅《左传》有载，《公羊》、《谷梁》无说。“讥世卿乃《公羊》义，敞引为说，当时通学本不分今古也。”[6] （第五册，p.110）钱穆又指出：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前，“不容有派别家数”，“当时经师尚不专治一经”。
    由其时说经犹疏略，故或谓不能独尽一经，或谓兼通五经也。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说经为利禄之途，于是说经者日众，经说益详密，而经之异说亦益歧。乃不得不谋整齐以归一是。……汉博士经说分家，实起于石渠议奏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