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康氏以《左传》为由头，他的陈述，涉及到的不仅是今古文经两家在学术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对立，而且康有为之论隐伏着主张维新变法的微义：今文家重孔子，那是因为今文家相信孔子改制。古文家重周公，是因为古文家信奉周公定制。因为有这不同，因此今文家重《春秋》和《公羊》，而古文家则重“周公治太平之书”《周礼》。今文家视孔子为“改制立法之教主圣王”，古文家则仅仅认为孔子“为后世博学高行之人”，亦即将孔子看作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史学家；视孔子为教主，为圣王，必然认为“君统”在孔子，也就是认定政治之舟行驶的方向当由孔子来掌握，孔子是把握政治的舵手。但孔子事实上没有当君王，那么孔子就是“素王”；而倘若只是将孔子当作一位博学高行的史学家，则必然认为孔子只当据“师统”，“素王说”自然成了不经之辞。“师”只是一个“教书匠”，无权干预政治，孔子的作用遂大为降低；视孔子为一政治家，《六经》、《春秋》中自然包涵着无数与“后世”也就是与康有为的“当代”密切相关的“微言大义”。深刻理解孔子为改制而撰《春秋》的微义，就应当学习孔子，投身到当前的维新运动中来。而将孔子当作史学家，所重的必然是孔子对于《六经》那种严谨的治史态度，即认为“孔子之于《六经》也，述而不作”。[2] （p.1374）这里的“述”是指孔子对于《春秋》所依据的“旧史”的尊重。“不作”也就是不篡改，不伪增。因为重“史”，也就需要“考史”。所以古文家多重视史实的考订。而在康有为看来，考据学根本无用。他指责清儒“日埋故纸堆中，汩其灵明”，“思考据家著书满纸，如戴东原，究复何用？”（注：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维新变法》（四），第113-114页。）而士大夫故步自封、不思进取，其思想意识中的障碍也正来自于“述而不作”的古文经学信条。康有为认为，后世之所以对孔子和《春秋》产生了那么多的“歧义”，罪魁祸首就是刘歆，就是刘歆伪造了古文经学尤其是伪窜了《左传》。康说将广大士子奉为金科的典籍一并摧毁，其意蕴又隐隐联系着现实的“维新”与“变法”，因此，康说新奇可怪。一经面世，即刻风靡。
    二、刘师培对于康有为的批判
    康有为由一个普通的举人“一步登天”成为光绪帝变法的“左右手”，康氏及其学说产生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刘逢禄和廖平，也因为康有为的名声而日益“走红”。当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后，清算刘逢禄、廖平乃至于康有为的今文经说，就成为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刘师培是革命派营垒中的健将，刘氏三代专治《左传》，《左传》研究堪称刘氏家学，传至刘师培而集其大成。（注：刘师培的《左传》学研究，甚至章太炎亦不能不中虚下服。章氏学问深湛，但恃才傲物，于时人詈多许少。自云“吾寡交游，游者发意多不相重”。（《检论》卷八，转引自姚奠中《章太炎学术年谱》第147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独对于刘师培，章却逊逊然如后学。1903年，章、刘订交。刘师培时年仅二十，少太炎16岁。章与之通书却谓：“仁君家世旧传贾、服之学，亦有雅言微旨匡我不逮者乎？……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心所系著，已成染相，不得不为君子道之。”章对于刘的求教之情甚明。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刘师培《左传》学研究的湛通。）刘遂以深厚的《左传》学功力痛驳刘逢禄、廖平尤其是康有为，从而一方面在政治上批判了保皇、改良之陈说；另一方面，刘氏之否定康氏的“刘歆造伪说”，其史学建设的意义更为重大。它为现代史学流派中反疑古一支的崛起开启了先河。
    刘师培在《左传》问题上与康有为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
    （一）《春秋》与“史”
    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春秋》到底有没有“史”的意义？今文家认为不能将《春秋》作为“史书”来对待，而应当视之为孔子的“政治蓝本”。今文家重《春秋》的“微言大义”，早在董仲舒时已经萌蘖了。“《春秋》重义不重事”的《公羊》义法。这一义法以后逐渐发展为今文经学治学方法论的主干。到了康有为，对于“《春秋》重义不重事”作了一字之改，为“《春秋》在义不在事”。这样，《春秋》之“史”的意义终于被康氏阉割殆尽。
    针对今文家的观点，刘师培凸显《春秋》之“史”的意义。《左庵外集》有《汉代古文学辩诬》，起首便阐发“事”亦即“史”的重要性。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于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司马贞《索引》解“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一语道：“孔子言我欲徒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
    刘师培对《史记》中的这段记载和司马贞的《索引》推崇备至，认为：“《春秋》一书，所道者名分，而所重者事也。”如果孔子“舍事而言义”那就是“托”于“空言”。指出：“孔子所修《鲁史》以‘春秋’名，则记事之法必符史官所记。”“《春秋》一书，援古制以匡今失……惟所言皆先王之制，故所举之事均用史册旧文而加以褒贬”。“孟子言孔子作《春秋》，即言孔子因古史以为《春秋》也。故又言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3]
    《春秋》“惟所言皆先王之制，故所举之事均用史册旧文而加以褒贬。”这是说，《春秋》之“义”毕竟是要靠“齐桓公”、“晋文公”的史实，要靠春秋时确实实行过的典制为其骨干的，它毕竟是离不开“史”之“文”的。如果没有史实，《春秋》之“义”又从何“谈”起？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论孔子撰《春秋》是“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上纪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的，孔子之“论”史记旧闻，这个“论”离不开“史”；孔子有“义法”，但这个“义法”，也是通过自隐公至哀公的“所纪”才可以体现出来的。所以说“六经均先王旧典，六经之所记者事也，舍事则无以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