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认为，“记事之最详者，莫若古文之经”。为什么说古文经“记事最详”？因为古文经如“《周官经》、《左氏传》”“大抵近于徵实”。“事实”是“历史”的主干。刘师培认为古文经学“记事最详”，也就是认为今古文经“记史最详”。“徵实”亦即求真的同义语，是为历史学之命脉所在。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弥漫于晚清史学界的情势下，“致用”的滚滚红尘早已淹没了求真之声。在此种氛围中，刘师培之提倡“徵实”实属难能可贵。而刘氏所谓的“近人”“创伪经之说”，实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而发。对于康有为辈“扶今文而抑古文”，“于汉代古文之经，均视为刘歆之伪作”，“于典章人物之确然可据者，亦视为郢书燕说”的做法刘师培表示了深切的担忧。他认为，倘若听任此风蔓延，“非惟经学之厄，亦且中国史学之一大厄”。[2] （p.1374）
    自康氏《伪经考》出，传统文化中的大部分经典即被判定为伪书。“六经皆史”。康氏此举遂对于历史学造成了伤及筋骨的大破坏。视一切历史为刍狗，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根基也因此而被彻底K3PB02.JPG断。对于康有为一班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刘氏痛下针砭，大声疾呼当重视此种愈演愈烈的学风对于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这对于历史学的拨乱反正，其学术意义重大而深远。
    20世纪初叶，国粹主义思潮盛行。作为“国粹派”的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始终将历史视为维系民族精神之魂魄。今文家以及康有为那种妄自菲薄，对于以往史迹一概抹煞的做法引致刘师培辈的痛击是顺理成章的。很显然，在巨大的民族灾难压迫下，国粹派的治史目的论，仍然未能摆脱“致用”的羁绊。但同为“致用”，国粹派与维新派，古文家和今文家，刘师培、章太炎和康有为，二者的治学效果却有天壤之别：一谓“徵实”是历史学得以“致用”，能够维系民族精神之前提，失却了“徵实”，一切“致用”都成了无源之水。因此，致用的治学观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粹派、古文家的治学质量，但他们的学术成果在透露出“现实意义”的同时却依然具有“历史意义”，蕴涵着较高的学术含金量；而今文家、康有为信奉“春秋重义不重事”甚至“春秋在义不在事”，只要能够明“义”，“事”即史实的真确与否无足轻重。因为“求真”这一历史学的魂魄在今文家和康有为的“学术”中“魂飞魄散”乃至于荡然无存，因此今文家和康有为的治学便只能具有“现实”的价值而缺乏“历史”的含金量。
    （二）《左传》“传”《春秋》
    古文经学家重“事”亦即重史。刘师培为古文家，他对于《左传》有高于《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但刘氏并非拘泥于家派立场，对于《公》、《谷》两家，仍然给予了相当的评估，指出：汉代以前，《左》、《公》、《谷》三家“同为说《春秋》之书。治《春秋》者或并治其书，以同条共贯”。刘师培认为，自从孔子作《春秋》以后，对于《春秋》的“解释”也就是对于《春秋》的“传”就出现了。《左传》就是最早的一部“解释”即“传”《春秋》的著作，“考”“周季之书”，其“所述《春秋》”均是指《左传》”。“自汉博士谓左氏不传《春秋》，近世治《春秋》者，重燃其焰。”（注：《左盦集》卷二《左氏不传〈春秋〉辨》。此说实开杨伯峻氏之先河。《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18页即指出，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提到铎椒、虞卿、吕不韦诸家均引用“《春秋》”，此“《春秋》”就是指《左传》。）
    刘师培通过《左氏不传〈春秋〉辨》，阐明《左传》不仅“传”也就是“解释”《春秋》，而且《左传》对于《春秋》的解释也要比《公羊》和《谷梁》详尽得多。刘氏指出，《韩诗外传》、《战国策》、《韩非子·奸劫弑臣》、《吕氏春秋》都有“《春秋》之记”、“《春秋》戒之”、“《春秋》之记”、“观于《春秋》”的说法。将以上诸典籍涉及“《春秋》”云云的史实与《左传》相互比勘，不仅史事相同，而且遣辞用语的先后相袭也明白无误。由此可知以上诸典籍的“《春秋》”即是指《左传》。刘逢禄谓《左传》系刘歆伪造，其中的“君子曰”、“书曰”均为刘歆伪窜。刘师培指出，“近人刘申受之俦”的说法于史无据。因为《战国策》有“罪虞”之义与《左传》同，可知其“书法”原本为《左传》旧文；《韩非子·外储篇》述高渠弥弑君事全然移录自《左传》，而《韩非子》复谓“君子曰”，此证确凿无误地表明“‘君子曰’以下非歆所益，此均刘氏等所未考也”。[4]
    （三）关于“焚书”
    为了证明刘歆伪窜群经，康有为根本否认秦有焚书一事，认为亦系刘歆伪说。刘师培作“论古经亡于秦火”，对此也予以了有力的澄清。刘氏指出，秦国的文化专制传统其来有自，典型的表现即为“焚书”。秦的焚书之“好”其实并非始于秦始皇。据《韩非子》记载，早在商鞅变法时，商鞅已教秦孝公“燔诗书而行法令”了。商鞅的指导思想是“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国安不殆”的愚民政策。秦国的这个传统，正是后来李斯上书秦始皇请求焚书的基础所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请求焚诗书之奏章与《李斯列传》记载相同。民间除去医药卜筮之书以外，悉为秦火所焚，其损失之惨重，刘氏以《史记·儒林传》来说明：“秦焚诗书，六艺从此缺焉。”“秦焚诗书，书散亡亦多。”若以《史记》为刘歆伪造，那么，《贾谊》的《过秦论》亦言秦“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按照今文家的说法，贾谊是为今文大家。刘歆既已经伪造了古文经，难道今文大师的作品也是刘歆伪造不成？
    三、刘师培反对“疑古”的现代史学意义
    在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刘师培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其“弟子从游者数千人，余风流衍海内。识与不识者，皆知有申叔，申叔遂负南北文学重望。”[2] （p.26）20世纪初，疑古思潮勃兴，大有望风披靡，顺昌逆亡之势。面对这一潮流，刘师培始终站在它的对立面，并且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刘氏可以说是反疑古思潮的第一位学者。这对于学术界反疑古一派的形成，尤其对于钱穆的《向歆父子年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左庵外集》有《汉代古文学辩诬》，是刘氏反对疑古的代表作，对于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宋翔凤、龚自珍、魏源、廖平的疑古刘氏予以了系统的批评。而在上述今文家中，又以廖平对于后世的作用最为明显。康有为的刘歆造伪说和孔子改制说即基本上承袭于廖平。以此，刘师培将批驳的重点对准了廖平，以收一石二鸟、釜底抽薪之效。
    在晚清学术界，廖平以经说成“体系”而引人瞩目。廖平的体系以《王制》统领今文和以《周礼》统领古文为基石。他认为，今古二学早在先秦已开始了争斗，这种争斗，直至郑玄混合今古文经以前，历两汉而不衰。在汉代，今古文经两家泾渭之别，绝不相杂，归根结底，这种矛盾与斗争本之于孔子早年之说与晚年之论的不同。廖平以《左传》为例，指出：
    今学主孔子修《春秋》，笔削褒贬、进退加损全由孔子，谓孔子为素王。左氏弟子恶闻其说，乃尽变之，以为皆旧史文，与孔子无与。《春秋》之史法，则周公所传，鲁能守之，故书法合于圣人。《传》中五十凡皆周公手定条例，此《左氏》之微言，即阴攻孔子修《春秋》之说也。[5] 《左氏春秋》之弟子久习师法，素闻史法，先入为主，各是所长，怪今学弟子弃实崇虚，近于舞文乱法而义例繁多，鲜能划一，乃发愤自雄，别立一帜，以抒所长。……其曰《左氏传》者，左氏学耳，正如公羊、谷梁以先师氏其学，非谓丘明所撰也。[5]
    在上述经说思想的指导下，廖平提出了刘歆为了媚莽篡汉而伪造了《左传》等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