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钱穆“汉博士经说分家，实起于石渠议奏之后”之说颇具创获，但前提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前，“当时通学本不分今古”，“当时经师尚不专治一经”。这个前提来自于刘师培。师培首先提出，《左传》义法原本就有“讥世爵”之说，与《公羊》“讥世卿”之说不悖。因此，今文家引用《左传》史事，并谓系“《春秋》讥世卿”之义便顺理成章。[2] （p.1374）刘师培进一步指出：
    西汉之初无今文、古文之争。盖博士未立，不以经学为利禄之途。故说经者杂引今古文。及今文立于学官，然后所学定于一尊，然舍古文而专说今文者，惟末师俗儒则然耳，若今文大师则不然。[2] （p.1383）
    此外，钱穆有释“儒”，指出：
    《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也。柔乃儒之通训，术士乃儒之别解。后人不辨《说文》句读，以术士与柔两语并说。[6] （第四册，《钱序》）
    按，钱穆此说亦与刘师培同。试对比刘师培《释儒》：
    “儒之名始于《周官》。《说文》：‘儒’，说者鲜谙其义。今考《说文》训‘术’字云：‘邑中道也’。邑中犹言国中，意三代授学之区必于都邑，故治学之士必萃邑中。（自注：儒为术士之称，示与野人相区异）。古代术士之学盖明习六艺，以俟进用”。“降及孔子，以六艺施教，俾为学者进身之资。其学遂以儒家名”。
    40年代对于何谓“儒”曾经有过一场大讨论，不仅钱穆，胡适也有释“儒”专文。刘师培的儒说对这场大讨论所具有的先导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康有为。康有为全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刘师培。孔子作春秋说[A].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4]刘师培。左氏不传春秋辨[A].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5]刘师培。左传古义凡例[A].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顾颉刚。古史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