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刘劭对政治人才的选拔所作的经验总结
    政府中各种官职的人选应具备什么标准、如何选拔等等，这是《人物志》讨论的重点。我们把这一部分内容称作刘劭的政府人才论，按抽象分类法、具体考察法、察举制的弊端三个方面进行介绍和评价。
    （一）抽象分类法
    “人才不同，能各有异”，政府官员的任用原则是“量能授官”，区分各类人才、辨别能力专长是选拔官吏的基础工作。刘劭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才加以分门别类，提出几套系统的抽象分类法。
    1.性格分类法在《体别》篇中，刘劭把人才按照性格的不同区分为六对十二种类型，它们是：（1）强毅——柔顺；（2）雄悍——惧慎；（3）凌楷——辨博；（4）弘普——狷介；（5）休动——沉静；（6）朴露——韬谲。
    刘劭对每一类人才都极其简洁准确地给以评价，指出其优点、缺点及如何使用。我们可以从刘劭对强毅——柔顺这一对性格类型的分析中来了解他的这一分类体系。
    强毅与柔顺之人具有对立的性格特征。前者的特征是“厉直刚毅”，优点是能够纠正别人，缺点是苛求于人。后者的特征是“柔顺安恕”，优点是宽容大度，缺点是决断不足。他们的对立还表现在各自坚持自己或刚或柔的一面，反对对方的特点。这两种人在政府工作中有不同的用场，强毅之人必然执法严明，可以从事法律工作，但不可以担任微妙而需要灵活的工作，即“可以立法，难与入微”。而柔顺之人虽然可以按常规办事，但却不可以处理干脆果断、解决疑难的工作，即“可以循常，难以权疑”。
    在心理学中，“性格是一个人比较稳定的对现实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⑥。性格必然影响人的行为，并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将政治人才按性格不同加以分类，以便于认识人才、使用人才，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
    2.专业分类法在《流业》篇中，刘劭根据“流业”对人才加以分类。所谓“流业”，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专业。刘劭划分专业的主要依据是对不同学问的掌握情况。他认为最基本的学问是“三材”，即“德”、“法”、“术”三门学问。对这三门学问掌握的情况不同，就造成了八种不同的人才：
    一个人如果很好地掌握了德、法、术三门学问，“兼有三材，三材皆备”，就属于“国体”之人。“国体”的意思是明于治国之大体。“其德足以厉风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术足以谋庙胜”，可以担负“三公之任”，坐而论道。兼有三材但比国体之人略逊一筹者，称作“器能”，能够把握朝政大事，可担负“冢宰之任”，统率百官。只具备“德”的人叫作“清节之家”，“德行高妙，容止可法”，可担负“师氏之任”，在朝廷中“激浊扬清，师范僚友”。掌握着“德”而不如“清节之家”那样超脱，而是喜欢挑剔别人的毛病，这种人叫作“臧否”，可以担任“师氏之佐”，在政府中“变察是非”。掌握了“法”的人叫做“法家”，特点是能够“建法立制，强国富人”，可以担负“司寇之任”，做法制工作。掌握了“法”但与“法家”相差较远的是“伎俩”（技艺，包括工艺制造和土木工程学），可担负“司空之任”，组织建筑和工艺工作。掌握着“术”的人称为“术家”，善于“运筹通变”，“策谋奇妙”，可以担负“三孤之任”，出谋划策。掌握着“术”但不及“术家”的人，称作“智意”，“不能创制垂则，而能遭变用权，权智有余，公正不足”，可担任“冢宰之佐”，辅助宰相工作。
    另外还有四类人才，他们的专业知识在三材之外。“能属文著述”的称作“文章”，可担负“国史之任”；“能传圣人之业，而不能干事施政”的是“儒学”，可担负“安民之任”，“辩不人道，而应对资给”的称作“口辩”，可担负“行人之任”；“胆力绝众，材略过人”的称作“骁雄”，可担负“将帅之任”。
    专业分类把人才的学问专长与政府工作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目的是让人才扬长避短，保证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专业对口。从专业角度对人才进行系统的分析与阐述，这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也是一种很突出的观点。
    3. 能力分类法在《材能》篇里，刘劭按照不同能力对人才做了分类。他把人的能力分为自任之能、立法之能、计策之能……等八种类型，具有特定能力的人才可以在政府中担任一定的职务，在政治工作上形成一定的特色。关于能力与职务的联系，在本文第三部分再谈。
    刘劭对人才的分类主要有上述几种。他的分类为政府用人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参照标准。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标准还体现了一种特色，即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尤其是不把品德作为人人必需的标准。在这一点上，刘劭把曹魏政权的用人政策具体化了。汉末三国，由于长期战乱造成了人才匮乏，而征战时期对人才又有特殊要求，因而曹操在用人上及时大胆地提出了“唯才是举”的口号，认为“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即使“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应举荐使用。曹操提出的用人政策，在魏国建立后仍有延续，魏文帝黄初三年下诏“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明帝青龙四年关于选才的诏书中强调“无限年齿，勿拘贵贱”⑦。刘劭的人才分类体现了曹魏时期在用人路线上以才为重的原则。《人物志》中某些关于才行关系的论述与曹操的思想极为一致。比如刘劭认为“宽恕之人不能速捷，论仁义则弘详而长雅，趋时务则迟缓而不及”（《材理》篇），与曹操“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的说法就有相通之处，同样表达了才先于行的观点。但刘劭与曹操也有区别。曹操关于“唯才是举”的论述有矫枉过正、言语偏激的一面，刘劭则在重视才干的同时纠正了偏激的倾向，力图更合理地使用人才。如果说曹操有政治家敏锐的头脑与大刀阔斧的开拓精神，刘劭则有思想家冷静的思考和精密的设计。从曹操的用人思想到刘劭的系统理论，表明一种进步思想的发展与渐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