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刘劭关于政府组织及职能的论述
    曹魏政治是变化不定的，当时傅嘏就曾说过：“大魏继百王之末，……及经邦治戎，权法并用，百官群司，军国通任，随时之宜，以应政机。”在政治上随时因事而变，已为事实，当时人在思想上也接受和肯定了这种变化，袁涣就说过：“明君善于救世，故世乱则齐之以义，时伪则镇之以朴。世异事变，治国不同，不可不察也。”⑨这种“世异事变，治国不同”的观点，在刘劭的《材能》篇中具体化为八种不同的政治。刘劭根据人才的不同，确定其能力类型及可担任的政府角色，并且认为伴随着一定的政府角色会出现独具特色的行政功能，这种行政功能有其适用范围和不适用范围。下面介绍八种能力引起的不同政治特色：
    “自任之能”属于“清节之才”，担任“冢宰”，形成“王化之政”。这种政治“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它的重点是做道德表率和统领百官，适宜于从大处着眼，抓整体工作，如果去处理具体问题就会显得迂腐。
    “立法使人从之之能”属于“法家之才”，担任“司寇”，形成“公正之政”。这种政治“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它的重点在于严明法纪，适用于整顿混乱的社会秩序，人民安定时采用它反而会增加麻烦。
    “计策之能”属于“术家之才”，担任“三孤”，形成“变化之政”。这种政治“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它的重点在于以权应变，针对政治上遇到的特殊难题，提出对策加以解决。没有特殊难题就不需要奇谋妙策了。
    “行事使人谴让之能”属于“谴让之才”，辅佐“司寇”，形成“督责之政”。这种政治“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它的重点在于矫枉过正，适用于纠正铺张奢侈的社会风气，如果百姓穷困仍用这种方式只会使百姓更加贫苦。
    “德教师人之能”属于“智意之才”，辅佐“冢宰”，形成“谐和之政”。这种政治“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它的重点在于普及教化，调和矛盾，适用于治理乱后新安定下来的局面，使之趋于稳定，如果是旧摊子、问题多，采用这种方式就不起作用。
    “司察纠摘之能”属于“臧否之才”，辅佐“师氏”，形成“公刻之政”。这种政治“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它着重使用严厉打击的手段，适用于纠正各种邪恶行为，但过于严苛，在边境地区实行会引起叛逃，应加注意。
    “权奇之能”属于“伎俩之才”，担任“司空”，形成“艺事之政”。这种政治“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它的重点是组织工艺制作和土木建筑等，适于在人民富足的情况下进行，否则就会劳民伤财。
    “威猛之能”属于“豪杰之才”，担任“将帅”，形成“威猛之政”。这种政治“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它的重点是武力镇压，适用于结束动乱，如果没有动乱而滥用武力，就是暴虐。
    “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才不同，故政有得失”，这是刘劭提出八种政治的前提条件。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刘劭将人才、能力、任职、政治、得失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一套系统的用人主张。二是政治须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具体的统治方式，而不是固守一种方式。三是上述八种人才，八种官职其实是组成了同一个政府，八种统治方式说明一个政府应具有灵活多变、适应性强的特点。这就是刘劭的政府组织观。
    刘劭的政府组织观不仅仅是从曹魏政权的变化中吸取了某些经验的依据，而且是对传统思想反思的结果，八种政治中包含有仁政（例如王化之政）、法术（例如公正之政）、无为（例如谐和之政）等因素在内。但是从整体上看，它又具有反传统的一面。它不固守一种统治方式，象儒家那样把仁政看成政治的最高极致，也不象法家那样把法术看成是万能的统治方式，还不象道家那样一味强调无为，刘劭同传统思想在这里的最大区别是：他的政府组织观具有包容性，将各种不同的统治方式组合在一个政府机构中以变应变，而儒、法、道家的政府观都具有排它性，否定别的统治方式的存在价值，只坚持一种方式以不变应万变。刘劭的政治思想比较符合历史的要求，有强烈的时代性，是动乱时代、局势多变情况下的产物，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一定规律。它无疑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项杰作。
    四、《人物志》在政治思想史中的地位
    上面所讲的就是《人物志》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其政治思想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它的特点是：进入专门的研究领域，提出全新的系统理论，力图解决实际问题。这种理论是在对前代各派政治思想的吸收融合中，在对特定时代政治现实的研究总结中形成的。它具有一定的独创性、科学性和某种程度反传统的特色。
    《人物志》思想的特色告诉我们：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儒家独尊的局面到汉末三国还未形成，先秦诸家思想经历了秦汉以来四百余年的历史检验，又遇上三国这一思想比较自由的时代，通过思想家的重新思考，有可能出现新的适应性更强的政治理论。《人物志》就是突出的一例。它给政治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方向和新办法。但是由于两晋玄学的兴起阻碍了思想的发展，《人物志》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向新方向发展的一个孤独而短暂的分支。再后来科举制取代了察举制，儒家思想愈来愈占据了独尊的地位，《人物志》就一直不为人们所重视了。以后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很少有人对具体政治制度做如此系统的分析研究。正由于此，《人物志》就更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