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冲出日本学者的窠臼
    日本学者为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国策服务的“辽史研究”，因受到日本统治阶级不遗余力的支持，出版了数量极多的论著。这种数量优势，致使一些善良的人们总是以为，他们的“辽史研究”即便是为侵略者服务的，也不会是一无是处，其中总还是包含有学术价值的东西。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认识，于是就不免在自己的研究中因袭日本人的成说，这样也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他们的窠臼。我们的辽史研究要冲出日本人的窠臼，首先就要揭穿他们的“辽史研究”与军国主义扩张侵略政策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突出地反映在所谓“异民族征服王朝”论上。
    要深入揭示他们宣扬的“异民族征服王朝论”的反动本质，并非易事，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日本侵略者关于辽史的种种谬论，的确曾经同正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革命斗争的中国人民对本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扭曲认识纠缠在一起。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21）但是，在历史上，不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他们建立的王朝都不免要存在不同形式的民族压迫。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尤其残酷。人民群众广泛而持久的反抗斗争常常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直到清末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初走上历史舞台时，也仍使用“驱逐鞑虏”这一民族主义口号。然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中国人民并没有摆脱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使中国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究竟谁是侵略者，谁是自己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先生才对他的“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重新解释后的“民族主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但是，大多数人长期形成的观念并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过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历史学家“把两宋政权从其邻邦那里所受到的政治和军事的欺压，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华民族从东西方诸列强所蒙受的日益加剧的政治欺压和侵略相比拟，在今天看来，尽管是不够恰当的，但在当时，人们大都是如此看待的。”（22）中国各族人民彻底觉悟到他们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兄弟，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统治、建立新中国之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各民族都成了相互敬爱的兄弟民族，各族的祖先也就成了各族共同的祖先--伯祖和叔祖，因此，一族的成就，也是各族的成就；一族的灾祸，也是各族的灾祸。”（23）当中国社会现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之后，我们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才有可能获得全新的科学认识。
    我们自己对民族关系的扭曲认识，同为侵略者张目的“异民族征服王朝”论，有本质的区别，两者绝不能混为一谈：他们讲历史上的“征服”，目的是为了实现对中国的征服；当时我国学者尽管不适当地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也说成是“征服”，但目的却是为了团结全中国各族人民投身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要认识日本人宣扬的“异民族征服王朝”论的反动本质，还应当将他们的谬论与当时其他外国学者对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的不正确认识相区别。例如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1934年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谈到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建立的王朝在中原建立都城，同时又在长城以北建有另一个都城时，就认为这些王朝都是在“野蛮人”、征服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24）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美国“边疆学派”与日本学者不同，他们的研究工作并不是直接受到本国政府的控制。
    除了“异民族征服王朝”论之外，日本学者以分裂和征服中国为目的对辽朝历史一系列具体问题所做的歪曲解释，也有待于我们用很大力气去一一清算。如果我们不能走出日本人的窠臼，辽朝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就不可能获得科学的解释。关于契丹部族社会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以及契丹族的社会性质等问题，虽然是解放后我国学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提出的全新的课题，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日本人鼓吹辽朝制度“二元论”的影响，于是将辽朝社会中的契丹人与汉人分割开谈论契丹国家的产生以及契丹人的社会性质等问题，完全忽视了汉族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契丹社会变革的影响，结果往往以抽象的理论公式的推演代替具体历史事实的探索，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关于头下制度，在敦煌寺户文书中与头下制度有关的大量资料被发现以后，已经证实这种制度并不是吐蕃、契丹等少数民族本身的制度，契丹人自己的社会组织是氏族和部落，头下是他们用以管理汉人流民的组织。契丹境内的头下与汉城其实是同一件事。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人们仍沿袭日本人数十年前的观点，把辽朝的头下看作是契丹人的社会组织。
    关于辽的官制，认为只有南面官是采用汉官制度，忽视了汉官制度对北面官制度的影响。北面官的最主要的机构是北枢密院，契丹以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是太宗“南伐”病死于北返途中之后，大同元年（947）八月世宗耶律阮“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25）。北面官中的确保留了契丹原有的部族官制，但如果不是有北枢密院作为统帅，如果不是按照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官制对契丹部族官制进行改造，是形不成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的。
    关于捺钵制度，虽然具有契丹游牧文化特征，但它作为包括皇帝的殿帐以及北南面臣僚会议在内的辽王朝的朝廷制度，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特征。我过去曾汪意到捺钵中皇帝殿帐的特征以及它与传统王宫规制的相似之处，两年前，亲自考察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境内的庆陵遗址之后，对辽朝捺钵的性质和特征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庆陵包括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个皇帝的陵寝。这三个皇帝在位时正是捺钵成为定制的时期，夏捺钵是皇帝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及接见宋、夏使节的场所，其地点就在庆陵附近。当年捺钵的建筑虽然已经荡然无存，但庆陵中的永庆陵（东陵）地宫壁画四季山水图正表明该陵寝就是按照四时捺钵的环境为死后的辽圣宗精心营造的。地宫仿木结构的建筑以及门楣之上二龙戏珠的装饰图案，反映出不论是陵寝还是捺钵，都是与封建皇帝的身分相一致的。
    《辽史》一书关于辽朝的军事制度的记载非常混乱。契丹有部族军，其实部族军并非在部族之外另有一套组织。契丹的部族组织与军事组织是完全合而为一的，只有辽朝的汉军才有一整套制度。《辽史·兵卫志》记载的征召、给养、命将等事多与契丹部族军无关，可能都是汉军的制度。只有将汉军与契丹部族军区别开来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将这些混乱的记载理出头绪。
    总之，辽史研究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前进，关键就是我们的史学工作者要彻底摆脱日本学者的影响，走出他们的窠臼，实事求是地对待辽史上的民族关系，核心问题是不能将辽朝等同于契丹，是要充分估计汉族的影响和作用，把辽史视为辽朝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