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如何实现史料的突破
    辽史研究工作者一直苦于史料贫乏。要推进辽史研究，首先必须实现史料的突破。人们为此曾探索过在宋人著作中广泛搜寻，这虽然也有相当显著的收获，但多半局限于宋辽交往方面。而真正涉及到辽朝社会内部情况的重要史料，终究难于在宋人的著作中找到。因此，要改变辽史研究史料贫乏的现状，除了应当充分重视在大量的宋人著作中搜寻，以期有新发现之外，还应当特别重视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有关辽代的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对于辽史研究最有价值的，当然是新发现的文字资料。历年来出土的辽代墓志，是《辽史》之外最重要的资料，这些墓志既有汉人的，也有契丹人的；既有帝王将相的，也有普通人的。这些墓志如能全部发表，当可为辽史研究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例如，1992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境内发掘的耶律羽之墓，除大量随葬品之外，还出土完整的墓志铭一方。虽然至今尚未发表，但从梁万龙同志著文介绍来看，该墓志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辽史·耶律羽之传》所缺乏的新资料，包括羽之的卒年及年龄、家世以及他在东丹国身居要职的经历，可纠正《辽史》记载的错误。（26）例如，关于耶律羽之上书辽太宗耶律德光建议迁徙渤海遗民实东平（辽宁辽阳）一事，《辽史·耶律羽之传》记此事时无明确年代，在《辽史·太宗本纪》中系于天显三年（928）年末。而《耶律羽之墓志》则明确记载上表建议迁徙渤海遗民实东平及实施迁徙都是在天显四年。这一新发现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弄清辽太宗耶律德光与其兄耶律倍的关系以及东丹国的历史。金毓绂先生在《渤海国志长编》卷七《大事表》中天成三年（即辽天显三年）下曾注：“十二月，耶律羽之迁东丹国于辽阳，并徙其民，（东丹）王寻归国。”天成四年下又注：王“归国”。其实，自从耶律倍来皇都（即辽上京）处理太祖阿保机的后事以来，就一直没有返回东丹。不是他自愿留在皇都，而是其弟辽太宗对他放心不下，怕他回去以后与渤海遗民结合起来造反。《辽史·太宗本纪》在天显三年至天显四年记载太宗一再“幸人皇王倍第”及“宴人皇王僚属于便殿”，都是发生在皇都上京。人皇王耶律倍是天显五年五月才返回东丹的（27）。德光在这时才允许其兄返国，是因为直到上一年才完成迁徙渤海遗民的工作。在完成此事之前，他是断然不敢放其兄返国的。关于此事，《耶律羽之墓志》的记载显然比《辽史》更准确。
    不仅出土的墓志、碑刻等可以为辽史研究提供重要的新史料，就是其他器物上的只言片语有时也同样可以为我们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提供线索。例如，关于辽的国号，史书记载历来有不少疑问。北京房山境内北郑村辽塔出土的一块墨书“大蕃天显”文字砖（28）证实，辽朝初年，他们自己曾称其国为“大蕃”。“大蕃”也就是“大契丹”。近年，有一批精美的辽代金银器流失到国外，其中有涉及文忠王府与承天太后的錾文，这些錾文对于了解圣宗时期辽朝的历史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景宗死后，圣宗幼年即位，其母承天皇太后长期摄政，而实际掌握大权的则是与承天有着事实上的夫妻关系的权臣韩德让。其中一件盘龙纹盠顶纯金方盒，盒内錾文是：“太平五年臣张俭命工造成，又供养文忠王府太后殿前。”（29）承天太后死于统和二十七年（1009），韩德让死于统和二十九年。“文忠”是韩德让的谥号，在文忠王府内设“太后殿”，不仅证实承天太后与韩德让的确是夫妻，而且这种关系是公开的。此外，在他们死后，臣下张俭等人造器供奉，为辽圣宗祈福，仍把他们奉若神明。足见其生前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这批器物及其上的錾文对于了解辽朝的宫卫制度也非常有价值。《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宫卫》记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太祖曰弘义宫，应天皇后曰长宁宫，太宗曰永兴宫，世宗曰积庆宫，穆宗曰延昌宫，景宗曰彰愍宫，承天太后曰崇德宫，圣宗曰兴圣宫，兴宗曰延庆宫，道宗曰太和宫，天祚帝曰永昌宫。又孝文皇太弟有敦睦宫，丞相耶律隆运有文忠王府。”除了以上十二宫一府之外，太祖长子耶律倍及三子李胡也都有宫卫，前者统和中更谥文献皇帝，后者重熙中更谥章肃皇帝。除了皇帝（包括死后始追谥为帝者）和摄政的皇太后之外，只有韩德让是以“大丞相晋国王”的身分拥有宫卫的。他是死后“官给葬具，建庙乾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的，与皇帝及太后生前拥有宫卫不同。乾陵是景宗陵寝。圣宗究竟是将其母与其生父合葬在乾陵，还是将其母与其母的后夫韩德让一起合葬在其父陵寝之侧呢？这一历史之谜还有待于进一步解开。不过新发现的金银器錾文却让我们明白了，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是因为在文忠王府内建有太后殿。韩德让死后享受此等殊荣，完全是借助于他与承天皇太后的关系，而并非因为他是大丞相。
    除了文字材料之外，其他出土文物也同样有助于我们了解辽史上的重要问题。游牧部族一年四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其首领处理政务亦无定所，这是他们古老的传统，契丹统治者亦复如是。圣宗以后，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辽朝逐渐形成四时捺钵制度。“捺钵”即皇帝的行宫，辽朝行宫独特之处在于皇帝一年四季都住在捺钵行宫。每届春水、秋山之时，除达官贵人之外，各属部首领亦来参加，所以这些活动绝非单纯消遣，而是处理各部族事务的一种方式。冬、夏捺钵亦称“消夏”和“坐冬”，其主要活动是由皇帝主持召集北、南臣僚会议，处理包括汉族地区在内的辽朝全境范围内的军国大事。关系到辽朝基本政治制度及文化特征的捺钵制度，《辽史》以及其他的文字资料，对此都没有详尽的说明，但近年的考古发现却不乏与此有直接关系者。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捺钵制度形象、具体的资料。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一座辽中期的贵族墓葬中，有一幅绘于八角形木椁东壁上的画，画面上的驼车上张帐幕，即契丹人的“车帐”，帐内坐着妇女，车下有乐队、仪仗，一切都准备就绪，即将出行。他们是去往何处呢？车帐上画有一个较原物放大了许多的鹰鹘，表示主人出行是要赴春水，参加一年一度的捕鹅雁的盛会。契丹贵族无不以参与皇帝主持的这种活动为无上光荣。墓中的这幅壁画带有显示主人高贵身分的意义。1986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哲理木盟奈曼旗青龙山的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的一枚锥，锥末端圆形中空，圆柱形玉柄嵌入其中，并配有银鞘，这是驸马萧绍矩腰间的佩物，据孙机同志考证，应是在春捺钵参加捕鹅活动时特用的剌鹅锥。
    有些墓葬及出土的器物，虽无铭文但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契丹人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历年来在东北及内蒙发现了很多鸡冠壶。这是一种瓷器，但却是摹仿契丹牧民传统的皮袋容器形制烧制的，每个壶上都仿制皮革缝制的痕迹。瓷器的使用，表明至少当时的契丹权贵已经开始过定居生活了，但瓷器的形制仍然是仿皮袋式的，这也反映出他们对游牧生活的眷恋。此外，在东北、内蒙各地发现的契丹贵族墓葬，多有砖砌的仿木结构的墓门，法库叶茂台辽墓还出土了一个棺床小帐。这个小帐是仿大木作建筑建造的，九脊顶，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周围是壁板，前有窗，与当时大木作原样无甚差异，而且较地面上同时代建筑后又屡经修葺者尤为真实可靠。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个棺床小帐是出自叶茂台契丹贵族墓葬，说明自辽前期起，契丹统治阶级的汉化倾向就已经极其明显，他们不再单纯过转徙随时的游牧生活，而是建有考究的祠堂、宅第，与汉族封建地主无异。其他如辽墓中出土的大量五代、北宋时期定窑瓷器，有的还带“官”字款，这些器物都是研究当时中国境内南北两个政权相互交往的重要资料。近年在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中还出土了几件来自中亚的玻璃器皿，则是研究当时辽朝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总之，如果在辽史研究中除了重视文献资料的深入发掘之外，还能充分利用不断出现的丰富的考古资料，那么，实现史料的突破就一定是可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辽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占有重要地位的朝代，辽史研究不仅对于全面了解我国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及领土主权的完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批驳日本学者当年以妄图分裂和灭亡中国为目的而在辽史研究领域中所散布的种种谬论，是我们辽史研究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义务，也是我们进一步推进辽史研究的重要前提。近年来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为辽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重大价值的新资料，我们如充分运用现有一切客观条件，刻苦钻研，就一定能改变辽史研究的落后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