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辽史》
    辽朝历时二百多年，在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但留下的文献却极其贫乏。在辽宋对峙的形势下，“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⑨。辽朝人的著述既然流布不广，因此辽亡之后，保存下来的也就更少。流传至今的只有四部：僧行均《龙龛手鉴》、王鼎《焚椒录》、僧希麟《续一切经间义》和耶律纯《星命总括》。其中除《焚椒录》是记载一件具体历史事件之外，其他三书都是关于文字音韵及星象术数的。历年出土的辽代碑刻、墓志虽已成百数，但也仍只是从某一事件和某一方面反映辽朝历史。辽朝末年，耶律俨尝修《皇朝实录》30卷，金灭辽后由耶律固和萧永祺据以修成《辽史》，但未曾刊行。后至章宗时期又第二次纂修《辽史》，至泰和七年（1207）由陈大任完成，亦未刊行。经宣宗南迁及哀宗自汴京出逃，金亡后，萧永祺《辽史》稿本已散佚无存，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稿本也均已经残缺不全。元好问曾经言及此事：
    泰和中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通鉴长编》所附见及《亡辽录》、《北顾备问》等书，敌国诽谤之词，可尽信邪？⑩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所列当时搜集到的关于辽朝历史的遗书只有《辽金誓书》和《使辽录》等，且都是宋人留下的。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辽朝的文献的确非常有限，但却得以见到耶律俨的《实录》及陈大任的《辽史》。据苏天爵说：
    辽人之书有耶律俨《实录》，故中书耶律楚材所藏，天历间进入奎章阁。次则僧行均所撰《龙龛手镜》，其他文集、小说亡者多矣。章宗初即命史官修《辽史》，当时去辽不远，文籍必有存者，犹数敕有司搜访事迹。其书又经党怀英、赵沨、王庭筠诸名士之手。章宗屡尝促之，仅二十年，陈大任始克成编。（11）
    既然天历间（1328-1330）耶律俨的《实录》已经入藏奎章阁，后来至正初年修辽史诸公肯定是见到了这部《实录》。
    元修《辽史》直到元末至正四年（1344）始草草成书。其间遇到的困难除了资料短缺之外，还有一个辽、宋、金三史“义例”即谁为“正统”的问题迟迟确定不了。汉族知识分子坚持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反对实事求是地对待少数民族王朝的历史地位问题。天历二年（1329）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中说：
    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12）
    这位后来参与修《辽史》的揭傒斯赞成朱熹《通鉴纲目》的书法，反对给予北魏以“正统”地位，当然与之相类似的辽朝也不当视为“正统”。直到元朝廷确定辽、宋、金三史的编修“各予正统、各系其年号”之后，反对给予辽朝以“正统”地位者仍大有人在。至正三年会稽杨维真上表称：“中华之统正而大者，不在辽金而在于天付生灵之主也。”（13）汉族知识分子这种极力贬低辽朝历史地位的倾向，自然也不利于充分利用当时的客观条件纂修一部内容翔实的《辽史》。
    现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此外还有国语解1卷。元修《辽史》基本上是对前述两家《辽史》稍加修定、编排，同时再以《契丹国志》、《资治通鉴》等书的资料补充而成。此外，《辽朝杂礼》、《阴山杂录》以及高丽编纂的《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等书，今天虽已不可得见，但当时尚存，因此《辽史》编者从这些著作中也征引了不少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大体上说，《辽史》帝纪（除《天祚本纪》之外）及列传虽然记事简略，但其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多不见于他书记载。因此，《辽史》这两部分的确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大量的契丹人物传，更是如此。此外，《营卫志》、《礼志》中关于契丹风俗、礼仪的记载，也都是很可宝贵的。不过总的说来，内容贫乏和记载史事不完备仍是其最主要的缺点。
    《辽史》内容贫乏及记事的不完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不能如实地反映当时的民族关系上。辽王朝不仅治下的人民，汉人占有大多数，就是在其统治集团内部，汉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然而，《辽史》一书关于辽朝汉人的历史事迹却反映得很少。书中为数不多的汉臣传当中，有的几乎完全照录《契丹国志》。卷七十六《张厉传》就是如此。此外，卷七十四《韩延徽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也与《契丹国志·韩延徽传》相同。辽朝的汉人在其境内开发了种植业、商业及手工业，然而《辽史·食货志》中却缺少关于契丹境内汉人经济生活的明确记载。辽朝有一支数目庞大的汉军，但关于汉军之制，在《辽史·兵卫志》中也找不到明确的记载。正因为如此，后世往往误认为辽史就是契丹人的历史。
    其次，《辽史》记事的不完备还表现为首尾欠缺。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史事在《辽史》中记载较详，在此以前，因为尚无完备的史官制度，《实录》、《国史》都是后来追记和补修的，故记述甚为疏略。《辽史·世表》完全是摘编《魏书》、《北齐书》、《隋书》以及《唐书》中的契丹传而成，且间有曲解。此外《辽史》中关于辽末史事的记载也混乱不堪。元修《辽史》“率据陈大任等所修《辽史》为底本。大任《辽史》于辽末事迹，记述特简。元人乃于大任旧本之外，参取宋人记载，多所增补，其重要材料之一即叶隆礼之《契丹国志》是已。《契丹国志》乃杂抄他书而成，天祚一代史事，实多袭辽末燕人史愿之《金人亡辽录》。”（14）因为未加认真核对，以至将原本是同一人者误为两人。《辽史》中称奚王回离保者实即《契丹国志》中之萧干，然《辽史·天祚本纪》中二名并存，一似二人。这样一部残缺不全的史书反映出的辽朝历史，自然难免有过多的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