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辽史研究的过去和现状
    《辽史》成书草率，所以长期以来治辽史者多首先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补正。有的作文字校勘，有的则分别对地理、纪年、汉臣、方镇、艺文等方面进行订补。其中成绩卓著者要数清初厉鹗的《辽史拾遗》。是书全面补证《辽史》，采摭群书，多至三百五十八种（15），为《辽史》纪、传、志、表各部分补充了大量史料。虽然他引用的书籍绝大多数至今尚存，但他的著作却为治辽史者打开了眼界，使人们不再只就《辽史》治辽史，而注意到应在群书中搜寻。此外，乾嘉时代的著名学者如钱大昕也在《辽史》一书的校勘、考订方面下过功夫。清道光中叶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首先自东南沿海入侵，紧接着，我国从西到东漫长的北部边疆地区也不断遭到蚕食。民族危机的严重现实迫使向来轻视实学的封建士大夫开始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于是，道咸以后治边疆史地者大为增加，“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及辽、金、元，治地理者迨四夷，务为前人所不为”（16）。史学大师王国维的《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鞑靼考》等著作，运用近代科学方法将辽代史事的考证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的确取得了不少成绩，归纳起来，至少可以列举以下几方面：一、经陈汉章、张元济、冯家升、罗继祖诸先生校勘，《辽史》已初步成为一部可读之书；二、由于金毓绂、罗福赜、陈述诸先生在搜集、整理辽代碑刻方面长期不懈的努力，扩大了可供研究者利用的辽朝基本历史资料的范围；三、傅乐焕和姚从吾先生关于辽朝捺钵文化的研究、陈述先生关于契丹世选和汗位继承的研究初步揭示了辽朝政治体制及社会文化的特点；四、近年来，史学界关于契丹部族组织、辽朝经济、政治以及地理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论及辽史研究的现状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在这一领域内造成的巨大影响。当我国的辽史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整理史料及考订个别史实阶段上时，新崛起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本世纪初基于侵略扩张的基本国策，却已经看好了辽史具有可供他们利用的价值。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谋求独占朝鲜并进而向我国东北地区扩张，在1904-1905年与沙皇俄国兵戎相见。1905年9月，日本作为日俄战争战胜国与俄国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确认了日本在朝鲜半岛的霸权。同年12月，日本又强迫朝鲜与之签订协议，接受它的“保护”。此后，它对朝鲜的侵略就更加速了步伐，并终于在1910年实现了对朝鲜的吞并。由于历史上朝鲜曾经以清朝为宗主国，故日本在实现其吞并朝鲜的野心时，为防止清朝的干涉，就先发制人地强调中国与朝鲜之间历来有明确的边界。当时他们一再强调鸭绿江、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两国的天然界限，说在两条河流左右有闲空地带，以此证明这是两个对等的主权国家--“敌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是白鸟库吉，直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他还根据《史记·朝鲜列传》的记载，得出结论说：“满韩两国之间设中立地带，当远溯其渊源于秦汉，而后世清朝之初，以鸭绿、豆满二江左右为间旷地，自可谓合于上代遗制也。”（17）
    日本在完成了对朝鲜的吞并之后，又急于把侵略魔爪通过朝鲜半岛伸向我国东北。于是他们在中朝边界问题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关于中朝自古以来就有明确边界的说法一下子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而“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从1915年12月起，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开始出版《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他们的辽史研究更是与这种转变密切配合，1919年“东洋史学”权威津田左右吉在《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五本中发表了《辽国制度的二重体系》一文。后来，岛田正郎曾对这一“二重体系”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修正为“二元制”（18）。
    津田左右吉和岛田正郎将辽朝制度“二元制”说视为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其实这个“发明”不过仅仅是为辽朝的南北面官制度贴上了一个标签。在这一新的标签之下对南北面官制度所作的一项重要的解释，就是声称辽朝曾实行“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辽朝是在契丹部族联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王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复杂的民族问题。辽朝建立之后，他们用建立头下军州的办法来统治流亡到契丹境内的汉人，“其节度使朝廷命之，剌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19）。所谓“本主部曲”，亦即隶属于作为头下州主人--契丹贵族的流民中的成员。当然也不排除契丹统治者使用被俘掠来的汉人作为头下军州的官员。辽初著名汉臣韩知古就是被阿保机妻述律氏之兄俘掠去的私奴。但这并不能解释为辽朝实行了让汉人“自行管理的行政原则”。契丹贵族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头下军州内汉人的统治，同时也不断派宗室权贵在燕云地区掌握军政大权。为什么津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等人要为辽朝政治制度贴上“二元制”的标签呢？岛田先生自己解释说：
    笔者对蒙古系的游牧民族契丹，在十世纪建立辽国之事，曾经提出种种问题加以讨论。根据该等讨论，笔者始终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照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便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以往八十余篇论文，皆系为证明此项主张所撰述者。（20）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实行的也是中国的制度。面对这样的基本事实，岛田先生还是坚持要将辽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划分出去，归入一个他为之设定的范围。朝鲜与满蒙既然“不可分离”，而我国历史上统治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辽朝又是“二元制”的，那么，把我国的东北合并在他们统治下的朝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吞并朝鲜之后，大肆鼓吹“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同时又煞有介事地兜售其关于辽朝制度为“二重制”或“二元制”的良苦用心之所在。日本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长期进行了分裂中国的舆论准备之后，又抛出了辽朝为“异民族征服王朝”的谬论。1944年一批日本学者秉承“军部”的意图编写的一本《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就极力宣扬辽朝制度为“二元制”以及辽、金、元、清诸王朝是“异民族征服王朝”，其目的在于为他们分裂中国、制造“满洲国”并进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他们的“异民族征服王朝”寻找历史根据。联系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40年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来考察日本的“满洲史”研究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所走过的道路：由坚持鸭绿江、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国界论，一变而为满洲、朝鲜不可分论，再变则为辽朝制度“二元”论，最后则演变成为其全面灭亡中国服务的“异民族征服王朝”论，这一变化过程表明，他们的“学术研究”完全是为推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国策服务的，他们的“辽史研究”纯系军国主义国策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