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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洋务运动与中国资本主义问题。这一讨论是由姜铎的文章引发的，他在1961年底和1962年初先后发表3篇文章，重点强调了洋务企业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具有的对民族资本的刺激和促进作用。并认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资本主义初期发生阶段所必经的过程，有利于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与外国资本存在着明显的矛盾。（6） 姜铎的文章很快引来了不同观点的商榷。如牟安世指出，洋务企业只是进行了技术改革，没有改变封建的生产关系，因此不能说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官督商办制度不仅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生和发展，并且是封建买办官僚侵吞民族资本的一个有力工具。邵循正认为，洋务企业的官僚资本主义色彩是很清楚的，洋务运动庇护的主要是买办化官僚集团，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下层得不到什么庇护。张国辉认为，官督商办制度是洋务派官僚与买办相结合的形式，其实质是官僚买办集团对近代企业的垄断和分肥，形成早期的官僚资产阶级。（7） 还有第三种观点。如夏东元认为，洋务军用工业虽然向官僚买办型发展，但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李运远和汪敬虞认为，洋务派创办各类企业的过程，并不单纯是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而需要注意到它的分化。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产生道路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纯粹商办的是一种，由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转化的是另一种，且更为主要，更占优势。（8）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问题。这一讨论集中于考察近代机器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外国资本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与资本主义萌芽基本上没有关系。鸦片战争后，工场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很少能向机器工业过渡，近代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延续，而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依靠封建国家的权力和官僚、商人、买办的投资创办起来的。（9）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18―19世纪中国城市小手工业已很发达，许多地区已存在民营和官营的手工业工场。前者为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后者虽具有纯粹的封建性，但对19世纪后半叶近代工业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或继续存在，并逐步发展成为近代工业；或在洋货的竞争下转产；或虽被迫停闭，但其资金、技术和工人流向其他近代工业。因此，外资入侵不能切断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工业的联系，工场手工业是近代工业形成的重要途径。（10） 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很密切，也不是没有。一些大工业基本上都是直接采用机器生产的，但多数行业经过了工场手工业阶段，有的还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从企业家数上来说，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有80％是工场手工业。外资虽不能完全切断它们两者之间的联系，但使萌芽不能独立发展。中国社会经济的基础及其在外国侵略下的变化，是产生中国近代工业的第一位原因。（11） 第五，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涉及的，一是关于形成的时间，有19世纪70年代形成说和1895年前后形成说两种观点，他们都是通过考察民族资本的企业和投资者的数量而提出，后一种观点还以戊戌变法为据认定民族资产阶级已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二是关于分层，有关研究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上、中、下三层之分。（12） 买办资产阶级的研究，一是把它的产生发展的过程，分为1912年之前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1912―1927年的发展阶段；1927―1949年的发展为官僚资产阶级阶段。二是把它的性质和作用定为完全依附于外资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学者认为它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若干共性，有相互转化的可能。三是认为它是外资侵华的重要合伙者和支持者。（13） （三）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由上可见，在这17年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明显的进展，但是也存在着一种隐患，这就是不能很好地贯彻“双百”方针，不能正确地理解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精神，使学术研究过多地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存在着从某些政治原则出发作简单逻辑推理的现象。 在关于在华外资的研究中，为了适应当时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在较多地注重外资的经济侵略性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动性的研究时，忽视了探讨外资输入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不注意研究中外资本之间的正常经贸关系。 在关于中国原始资本积累问题的讨论中，有些论者简单地从毛泽东提出的“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原则出发，对提出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主要发生在外资入侵之后观点的学者进行批判，甚至加之以“美化帝国主义”的罪名。 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研究中，从为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服务出发，较多地批判其剥削工人、抵制无产阶级革命的反动性和软弱性，很少探讨其在近代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对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和水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出发，简单地认定为“日趋没落”，虽有短暂的发展也完全归结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列强放松侵略的结果，很少从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制度、经济机制的变革等方面进行分析。 在关于近代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研究中，存在着从政府的政治性质出发而完全否定的现象。如对洋务运动的研究，有些论者从阶级斗争和清政府的封建性、反动性出发，认为它只是一次清政府挽救封建统治地位的运动，是一次反动的卖国运动，不仅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且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毫无进步可言。又如对晚清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从政府的反动性和封建性出发，不是作简单的否定，就是以“徒具形式”论之。 指出上述这些倾向，并不是说近代经济史研究不需要为现实社会服务，也不是说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不正确的，而是意在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倾向的出现，从总体上说是时代所造成的，虽然难以避免，但应该引以为鉴。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用阶级性、政治性、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价值判别标准来衡量经济的落后或先进、衰退或发展，甚至取代经济标准和经济法则。从学术方向上来说，是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的反映，为了迎合形势，论述畸轻畸重，尊己抑彼，对持不同研究视角和不同学术观点者，不能以民主平等的学术讨论方式对待之，更不能以开拓进取的精神鼓励之。这些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时被利用、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本学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二、严重挫折阶段（1967―1976年）正当本学科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即将进入全面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时，极左路线猖獗，搞经济建设被视为“修正主义”；“影射史学”横行，儒法斗争史和阶级斗争史代替了整个史学。在这种背景下，以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经济史当然要被打入冷宫，上一阶段已经开始的所有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止，新的研究课题更无从着手，本学科的研究几乎处于完全停止的状态。 就研究成果而言，在这10年中，只有l本书和9篇文章问世，数量之少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再仔细看一看这些有幸出世的书和文章的内容，更显示出极左路线对本学科的摧残。这1本书就是197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出版的《江南造船厂史》，它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叙述该厂工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实，反映近代中国无产阶级如何锻炼成长为最革命、最有觉悟的阶级。它的出版过程更显示了极左路线对学术研究的影响，该书原是1964年完成的《江南造船厂厂史》书稿中的一部分，因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将这部分抽出来经加工后先行出版，并在书中污蔑和攻击刘少奇，而有关该厂创建和发展过程的部分均被删除，直到1983年，原书稿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表的9篇文章中，有3篇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和江苏、安徽农村的阶级和土地关系的；2篇是关于工人阶级的；2篇是关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剥削的；2篇是配合中苏边界争议而写的关于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经济开发问题的。显而易见，这些文章都只是由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或国际斗争有一定的可鉴之处才得以发表的。 就学术讨论而言，这一阶段已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而只有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批判”和“禁区”。如把洋务运动作为批判“洋奴哲学”的靶子，洋务运动和洋务派成了“祟洋媚外”和“洋奴”的同义语，无有敢持异议者，使洋务运动史几成研究的“禁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