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秘密社会史。1987年，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出版。作者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会党史研究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完整地揭示了18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中叶近200年会党演变的过程，在哥老会、斋教等问题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作者对会党和中国民主革命关系问题的探索，为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开辟了新领域。次年，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出版，该书对天地会起源问题作了有力的论证，并对嘉道年间天地会的各支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叙述。1993年，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出版。作者揭示了近代帮会与秘密宗教、民间武术、游民的关系，它们在历次社会反抗运动和民族危难中的表现以及国共两党对它们的政策。中国秘密什会通常分为会党与教门两大门类（也有的分为会、帮、教三类），90年代起对教门的研究趋向繁荣。199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再版了李世瑜的《现代华北秘密宗教》。次年李的助手濮文起所著《中国民间秘密宗教》出版。该书对元明清以来白莲教、明代8种教门支派、清代19种教门支派以及白莲教的经卷、教义、社会成分与组织形式等问题作了大致的叙述。1992年，马西沙、韩秉方的《中国民间宗教史》出版，该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1999年，徐小跃的《罗教、佛教、禅学》出版，对罗教经卷《五部六册》作了开创性专题剖析，对罗教与佛教在教义方面的联系分析比较独到。此外，苏智良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提出了从租界社会华洋杂处多轨异质的特点方面认识黑社会的成因，较有启发性。黄建远的《清、红、黑》一书。对近代青红帮与西方黑手党进行对比研究，也很有新意。刘才赋的《通天教主》叙述了杜月笙的一生。 二、婚姻家庭与社会风俗。任寅虎认为婚姻与家庭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生产、消费和生活单位，其基础取决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严昌洪的《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大致叙述了近代风俗的演变。不少学者对戊戌维新运动对近代风俗的进步作用持肯定态度。王奇生分析了民国时期的离婚现象，指出了它对民国社会风气、婚姻状况和妇女运动的影响。邵雍研究了民国时期女性土匪首领的婚姻问题，认为她们私生活放纵，人格低下，精神扭曲，但与男性的关系仍不平等，是一种病态的婚姻形式。朱小田认为近代江南妇女职业的变动与家庭棉纺业的没落有关，这个过程从19世纪70年代上海近郊开始。苏智良多年从事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问题调查，确认上海杨家宅娱乐所是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慰安所，中国慰安妇达20万人以上。 三、人口与人口流动。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从人口数量、人口分布迁移、人口结构三方面入手勾勒了近代中国的人口状况。行龙分析了近代人口中儿童所占的比例，揭示了近代依然盛行的溺婴现象。王笛认为四川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出现于晚清。陈克对天津人口的分析大致与此相同。池子华的《近代中国流民》分析了流民问题的产生原因及其双重效应：抛弃土地无序流动的负面效应和推进城市化近代化的正面效应。李良玉提出了近代人口城市化的分析模式，即从流动性质上看有知识性流动、雇佣性流动和寄生性流动，而从流动起因上看则有交际型流动、灾变型流动、非农型流动和出口型流动四种类型。 四、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何时，这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前提问题。姜义华、李喜所、李良玉等人认为萌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催生于洋务运动，甲午至本世纪初大致形成独立群体。他们指出，代表早期近代知识分子意识的主要标志是资本主义民主意识的形成和传统纲常意识的淡化。当然，近代知识分子的民主意识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从总体上看，它具有缺乏理论思维的必要准备，传统经学意识经常回潮和政治实践中的异化三个特点。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数量不足、受市场经济哺育不够等原因造成的。李长莉认为，19世纪60年代后，知识分子开始向科举制度外寻求出路，这导致了他们的趋利之风的养成，对于促进近代思想解放有利。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是清末知识分子社团史的较好著作。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结合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构成和群体意识的分析，研究近代社会思潮与社会历史走向的关系，富有新意。高瑞泉等所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透过中西文化冲突并在精英文化的层次上阐述了近代思潮。吴雁南等长期从事思潮研究，前有《清末社会思潮》，近有四卷《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作品。 五、商人与商人社团。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等，是研究商人间题的代表作。它们已经涉及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近代商人及其社团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第二，原有中国宗族组织在近代商人促进商品流通、构建市场网络方面的作用问题。由这两点出发，中国市民社会问题和近代化形式问题将有可能出现极富特色的研究成果。 六、近代绅士和其他社会问题。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是研究绅士问题的专著。前者界定了这一社会集团，并描述了它的历史命运，后者把绅士阶层与日本士族进行比较，指出了绅士集团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互动关系及其再社会化的过程。蔡少卿等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与蒋跃明、朱庆葆的《中国禁毒历程》，则是近代匪患问题和毒品问题方面的著作。 （三）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人们对有关理论方法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果。 一、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这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1986年和1988年讨论会上，都有过详细的讨论。《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刊发过多篇文章。归纳起来，大致有六种意见。 第一、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亦即以人们的群体生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畴，揭示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二，认为社会史应当是一种全面的历史。因为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的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因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第三，认为社会史的专门研究领域是社会，亦即不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此种观点认为，社会史的内容应当包括三个层次，即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近似的观点认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环境、社会构成、社会关系、社会意识、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方面。 第四，认为社会史应以社会为中心，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运行机制方面入手，广义的目标是再现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狭义的目标是研究社会结构变迁时期普通人的经历，其中，必须对社会的日常生活给予较多的关注。 第五，认为社会史不是一个特定的史学领域，而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路径，亦即一种“自下而上”地看历史的史学范式。 第六，认为社会史应当关注社会的宏观文化背景并对其作出价值取舍，以便真实地发掘、认识和再现历史上的人类社会生活。有人甚至提出，社会史研究应当以“人”为轴心，注意自觉地造就人，准确地把握人，真实地再现人，合理地批评人，强烈地感染人。还有人指出，社会史以“人”为核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某个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整体意义的人。所谓注意人，就是注意不同历史背景下处于不同地位，从事不同职业，保持不同传统和风格，坚持不同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追求不同理想的人的日常行为、相互联系及其发展演变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