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鲁滨逊史学思想产生的源泉
    鲁滨逊的史学思想渊源，以往国内研究不多，很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
    1.社会背景
    《新史学》发表前50年，美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南北战争结束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和种植园奴隶制两种体制对抗的局面，扫除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障碍。美国开始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成为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美国资本主义都有长足的发展。然而，在其经济高速发展，物质生活丰富多彩的同时，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也纷至沓来：社会不公正现象日趋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政治积弊成堆，腐化现象严重；世风日下，整个社会不择手段追求金钱，出现“镀金时代”；工人阶级力量增强，纷纷组织起来向资本主义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运用犀利笔锋，撰文揭露社会阴暗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史称“黑幕揭发运动”。他们通过舆论效应直接推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进行社会改革，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步主义运动”。
    拥有时代感和责任感的一些历史学家不甘落伍，身体力行，直接参与进步改革的研究顾问工作。特纳就是罗伯特·拉福莱特州长的改革“智囊团”高级顾问，积极协助威斯康星州的进步改革。其“边疆学说”也被派上大用场，被用来分析解决该州的农业问题、市场问题和运费差价等[5]（P163）。而鲁滨逊也不失时机地著文立说，阐述历史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可以使管理者拥有更多的知识，“了解现代工业制度的历史演变”。这样，他们就会想法子改善自己同工人的关系，扫除“现在工业所存在的许多流弊”，“调和经济效率和工人福利”，以致提高工业产量[3]（P98-99）。很明显，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内容和要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运动在历史研究领域的直接体现。故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有时也被冠之为“进步主义史学派”。
    总之，当时“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类文化的彻底变革，使得人们探溯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再局限于宪法史、政党发展史、外交的纠缠或王朝的世系”。社会的变革呼吁史学也必须作出相应调整。
    2.史学根源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历史非常短的年轻国家，但就在这么短的历史过程中，美国人却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历史业绩。而且，早期美国人也自信，他们进行的是独一无二的“实验”，“干出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所以，他们都意识到有义务和责任把他们创造历史、奔向胜利的故事按时间顺序一一记载下来，以给欧洲以启迪，使后代满意。这就不难理解，美国历史如此短暂，其历史学却何以如此繁荣。19世纪中叶出现了美国历史写作的黄金时代。然而，当时历史学家继承的仍是19世纪欧洲的历史写作传统，选择伟大而广阔的主题，运用色彩描绘的手法，使所记录的每一点东西都浪漫化。“他们从不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伤脑筋”。总是撇开分歧不论，而“苦心孤诣地强调其历史经历的共性并证实其历史的统一性”[6]（P416-418）。这些史家被称为民族主义史家或浪漫主义史学派。其中最著名者乃“美国历史之父”乔治·班克罗夫特。即使兰克都曾不无批评地对班克罗夫特说道：“你写的历史是从民主观点写成的最好著作”[7]（P643）。
    然而，进入19世纪下半叶，经过内战，经过工业化时期方方面面的社会问题，美国人终于认识到：“新世界也未能把旧世界的一切艰难与缺陷完全避掉”。即使班克罗夫特，其“摇旗呐喊的喧闹声也稍小了些”。历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他们要科学不要伦理，要真实不要戏剧，要分析，不要记述，……是人适应自然和历史而不是自然和历史适应人。”为此，他们开始重视研究各种各样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而不再重视对人物的研究[6]（P424）。1886年，83岁高龄的班克罗夫特虽然当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但那并非因为美国人欣赏其大作，而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位史学界耆宿而受到尊重[5]（P156）。
    如是，从19世纪最后20年开始，美国历史学家不仅以全新的视角研究传统的课题，而且还大胆地涉猎许多新的领域。其中影响最大者是特纳的“边疆学说”。1893年，特纳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论文，轰动一时，从此便以其“边疆学说”蜚声史坛，其影响是划时代的。此前的美国史家一般都强调政治史、美国与欧洲的联系及盎格鲁一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而特纳却强调西部开发的重要性，强调环境和地域因素对美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使人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其影响颇具规模，很快形成一个“边疆学派”。
    然而，特纳对史学的最大贡献或许不在于他的边疆理论，而在于他提出了20世纪美国新史学的一些主要思想。早在1891年，特纳就在《历史的意义》一文中表示了自己对传统政治史的不满。他写道：“历史一直是具有浪漫气氛和悲剧色彩的，从中我们只看到少数人灿烂夺目的编年史”。他认为，历史不仅仅研究政治、外交、宪法和战争，不只是描述统治精英的行为，而应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以及普通人的生活。历史是“过去的文学、过去的政治、过去的经济”。总之，它应当包括“人们活动的每个领域”，是“整个社会的沧桑史”。[8]（P72）他也强调其他学科对历史的价值。他说：“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地理学家、文学艺术和宗教学者--所有有关研究社会的工作者--在装备历史学家方面都做出了贡献”[9]（P104）。他还强调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希望“历史能为稳健的改革高举明灯”[9]（P175-176）。从特纳上述言论可以看出，其史学思想与鲁滨逊新史学思想有许多相似之处。由于其思想的公开稍早于鲁滨逊，杨生茂教授认为他是“新史学”开创人之一[9]（P16）。刑佳佳更是称他为美国新史学当之无愧的开创者、首倡者，而鲁滨逊则是新史学的理论阐述者和宣传者。[10]（P316-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