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简单政体的循环圈外，波氏指出，还有另一类如斯巴达、罗马等邦实行的混合政体。所谓混合政体并非具有单一的权力形式，而是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者的权力合而为一的政体形式。波氏认为，斯巴达政体中的三个机构国王、长老大会和人民大会分别拥有自己的权力，三者的权力相互制约。这种形式体现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种权力的混合。对罗马混合政体，波氏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详细地分析了罗马三个政治机构，即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的权力范围，以及它们运用权力时相互之间的联系。他说，罗马的三个政治机构既相互合作，又彼此牵制，“三者中倘若有一方可能提出超越其权力范围的要求时，就会遭到另一方或两方的抵制”（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 11。）。波氏认为，混合政体内部实际上存在一种分权与制衡的机制。这一机制使政府的三个机构都不能滥用职权或擅自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从而能防止统治者腐败，避免政体走向衰亡。据此，他指出，混合政体是稳定的，犹如一艘在风浪中能保持平稳航行的大船（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10。）。
    对斯巴达和罗马的混合政体，波氏也指出了其不同之处。他说，斯巴达混合政体出于来库古的天才创造。来库古看到只有单一权力形式的简单政体是不稳定的，于是他通过“推理的过程”建立了混合政体（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10。）。 罗马混合政体则是“自然形成的”（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9。）。在波氏看来，斯巴达和罗马的政体起源不同，前者是个人的“创造”，后者则是“罗马人不自觉地采用的”（注：J.B.布雷：《古希腊历史学家》（J.B.Burry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纽约1958年版，第207页。G.H.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3页。）。 这两类起源不同的政体又有不同的特点。斯巴达政体仅适合于斯巴达人捍卫自己的自由和财产。罗马政体则比斯巴达政体更为优越，适合于罗马人的对外扩张。罗马在征服地中海世界的过程中，其政体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波氏虽然强调混合政体的稳定性，但又指出它并非一成不变。在这方面，他将罗马与迦太基的混合政体作了比较。他说，迦太基与罗马的政体相类似，但至第二次布匿战争时，迦太基政体已经衰落了，而罗马政体则处于盛期。“在迦太基，在（国家事务的）商议中主要是民众的声音，在罗马则是元老院的声音。因此，一方面是民众的商议，另一方面是最优秀公民的商议。罗马人在决定国家事务时更为贤明”（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51。）。在这段话中， 波氏说明了混合政体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特点：在其兴盛时期，最优秀的公民（元老）在国家事务的商议中起主要作用；而当民众在商议中起主要作用时，混合政体已处在衰落阶段。他又指出，罗马政体肯定也会衰落。因为，每一种政体都会“发生变化和衰落”（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 卷，57。参见F.W.沃尔邦克：《波利比乌书注释》，第1卷，第743页。），显然，波氏不仅认为简单政体和罗马政体，而且斯巴达一类的混合政体也会变化和衰落。这是政体所具有的共同特点。
    混合政体衰落后将如何演变，波氏仅就罗马政体作了解释。他说，罗马政体将以循环的方式演变，“因为它是自然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4。）；又说，“罗马政体发展到极盛后，肯定也会向坏的方面发展。因为，罗马政体的发展过程较之其他政体更为自然，它也将自然地衰落并转变到其反面”（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10。参见F.W.沃尔邦克：《波利比乌书注释》，第1卷，第658页。）。在波氏看来，罗马政体之所以作循环演变， 在于它的形成、极盛和衰落的过程都是自然发生。
    以上，我们对波氏的混合政体学说作了分析（注：波利比乌未说明混合政体学说的来源，但其学说无疑也吸取了前辈思想家的理论。施治生先生对此已有深入的论析。见施治生：《古代西方关于混合政体的政治理论》，《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1期，第3页。），可以看出其说中似乎有二点不清楚的地方：一是，既然具有分权和制衡机制的混合政体能防止自身的腐败，为什么又会走向衰落？二是，罗马政体衰落后转变到其反面的涵义是什么，也就是说罗马政体以何种政体形式为其循环演化的起点和终点。对此，许多西方学者作了分析。在前一个问题上，大体有两说。一说以为波氏所谓混合政体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简单政体而言。他认为混合政体并非永久不变，只是变化、衰落的过程更缓慢一些（注：见K.F.弗利茨：《古代混合政体理论》，第84-85页。）。另一说以为，波氏起初并不以为混合政体也会衰落，但当他后来看到格拉古兄弟改革时（133-123B.C.）罗马社会的腐败状况，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意识到混合政体也会走向衰落（注：J.B.布雷：《古希腊历史学家》，第208-209页。《牛津古典辞书》（The Oxford
    Classic Dictionary），牛津1953年版，第711页。E.贝利沙赫： 《史学史，古代、 中世纪和近代》（E.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芝加哥1983年版，第47-48页。）。我们同意后一种看法，理由有三点：1.波氏认为混合政体三个机构的权力均衡且相互制约，从而能防止其中任何一者的权力膨胀的趋势。这已经排除了由于权力的过度集中和无制约所导致政体腐败的可能性。2.波氏对罗马政体的论说有相互矛盾之处。例如，他说：“由于我们不了解早期罗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特点，要预见其将来的情况是相当困难的”（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3。）。波氏所谓难以预见罗马未来的发展，当然包括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他还说，在未见到罗马“发生剧烈的变化前，将保留目前对罗马政体（稳定性）的看法”（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2。）。但另一方面，他又断言罗马政体“肯定要向坏的方面发展”（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9。），这两种矛盾的说法，可作为波氏认识转变的佐证。3.在波氏书第6 卷中有一段话，与罗马格拉古兄弟改革时的情况有关。他说，当一个国家经历了许多巨大的危险取得了霸权后，“在长期繁荣的影响下，生活会变得更加奢侈，公民对官位和其他目的的竞争会比应有的更加凶狠”，民众便向坏的方面转化，“现在他们被激动和激情所支配，不同意服从，甚至不同意与统治阶层居平等的地位，而要求得到最大的（土地）份额”（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57。英译文参见M.T.芬利：《希腊历史学家》，第501 页。）。这段话大体反映格拉古兄弟改革时，罗马以平民争取土地斗争为中心的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事实。大概，此时罗马社会“剧烈的变化”，动摇了波氏对混合政体稳定性的看法。他进而又将罗马和迦太基政体的发展情况作了比较分析，看到混合政体衰落阶段的特点。于是他断言，混合政体同样也会走向衰落（注：参见F.W.沃尔邦克：《波利比乌书注释》，第1卷，第736页；J.B.布雷：《古希腊历史学家》，第207页。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波氏完成其书初稿后，又作了修改和增补，但未及定稿便去世。因此，他的书中有不少矛盾的地方。上述有关混合政体衰落的说法，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罗马政体循环演化的起点和终点问题，美国学者弗利茨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他说，波氏认为罗马混合政体的形成有一过程。罗马政体最初为君主制，然后元老院和人民大会逐渐获得权力。这样，在政体内部形成了分权和制衡的机制。罗马政体的进一步发展“将是人民大会超越其应有的权力范围，侵犯其他机构的权力领域”，从而导致政体的衰落并返回到君主制。罗马政体以君主制为起点和终点作循环演化（注：K.F.弗利茨：《古代混合政体理论》，第89、419-421页。）。我们认为，弗利茨所称罗马政体有一形成过程，其衰落由于人民大会权力的发展所致，基本上符合波氏的思想。不过，罗马政体最初是否为君主制，在波氏书中未见有说。他仅提到罗马政体是自然形成的，衰落后将“转变到其反面”。如果波氏以君主制为罗马政体循环演化的起点和终点，为什么不作出明确的说明？其实，波氏自己已说过对罗马人“过去公共生活和私人的特点”不了解。他还抱怨前辈学者忽略了对罗马政体早期情况的记载和研究（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3。参见F.W.沃尔邦克：《波利比乌书注释》，第1卷，第663页。）。大概他限于所能了解的史实，尚不能断定罗马政体早期阶段的特点，也就无法说明罗马政体循环演变的起点和终点。所以，他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因此，我们认为，波氏没有将君主制作为罗马政体循环演变的起点和终点，弗利茨有关的见解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波氏将混合政体分为斯巴达和罗马两类不同的起源。他认为这两类起源不同的政体都具有分权和制衡的机制，较之简单政体更为优越，但最终也会发展变化和衰落。他指出罗马政体将以循环方式演变，但没明确说明其演变的起点和终点。波氏有关罗马政体循环演变的理论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