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研究波利比乌的政体理论时，有的学者认为波氏主张人类历史也是以循环方式演变的，甚至说“波利比阿（即波利比乌--引者）的历史观是一种政体循环论”（注：王任光：《波利比阿的史学》，载《古希腊史研究》，台湾成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 西方学者类似观点，见F.W.沃尔邦克：《波利比乌书注释》，第1卷，第658页所引。）。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上文已经谈到，波氏认为原始君主制形成于野蛮时代，简单政体以它为起点和终点作循环演化。这似乎含有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再返回到野蛮时代以循环方式演变的思想。然而，波氏已指出，除简单政体外还有一类混合政体。虽然他认为罗马混合政体将作循环演变，但并未说其演变的起点和终点是原始君主制。而斯巴达一类由“个人创造”的混合政体，就其起源而言，也不符合波氏的循环理论。实际上波氏只是强调政体都要服从“变化和衰落”。他还指出，政体也可能并非因自身的发展，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引起衰亡”，这是“无规律可寻的”（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57。）。斯巴达等邦被罗马所征服， 其政体的衰亡当属此类。由此可见，波氏并未将循环演化作为政体演变的普遍规律。
    其实，波氏自己对讨论政体问题的目的已有明确的说明。他说：通过研究政体的演变，“使读者可以获得一种知识，这就是罗马人如何、通过何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在不到53年的时间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2。按：波氏书原定写到前168年， 后扩充至前145年。此处所谓53年是指原定计划。）。显然， 波氏探讨政体问题，是为了使读者获得“知识”，即了解罗马人如何凭借其政体的优越性征服地中海世界。换言之，他是从政体方面揭示罗马人成功的原因。他力图向人们表明，混合政体较为稳定，它对于不稳定的简单政体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因此，罗马能够战胜希腊城邦。同样是混合政体，自然形成的罗马政体对于由个人创造的斯巴达政体；处于兴盛时期的罗马政体对于趋于衰落的迦太基政体，也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因此，罗马能够臣服斯巴达，战胜迦太基。于是，他明确地宣称：罗马人的征服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3。）。显而易见，波氏在其书中讨论政体问题时，并无意从中表达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波氏强调历史理论必须以史实为依据。他批评柏拉图《理想国》对政体问题的论述，有违背史实之处。他指出，斯巴达和罗马的混合政体有不同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否则“是拿活人和塑像来作分析”（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2。）。波氏曾谈到简单政体循环说的史实依据。他说：“对于希腊国家，了解它们的过去，推断它们将来的发展是件很容易的事。因为，弄清现在的情况并不困难，而通过对它们的过去情况的分析，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也并不困难。”（注：波利比乌：《历史》，第6卷，3。英译文参见M.T.芬利：《希腊历史学家》，第474页。）这就是说， 他是从希腊城邦的发展史来考察简单政体循环演化的特点的。对于罗马政体，波氏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作为人质在罗马生活了16年，与罗马权贵西庇阿关系甚密，得以作较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罗马政体是自然发展而来的，并分析格拉古兄弟改革时社会的腐败状况，从而得出罗马政体将作循环演变的结论。当然，波氏的理论也有片面之处。希腊城邦政体有的或经历了他所谓政体循环中的某几个阶段，但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六种简单政体依次嬗替的循环周期。他所谓简单政体循环演化，大概是从希腊城邦政体演变的事例中拼凑起来的，“是根据希腊人的经验”提出的（注：G.H.萨格斯：《政治学说史》，上卷，第193页。）。 而罗马政体也并非以循环的方式演变。不过，这些只是由于他的认识水平的限制，而并非他无视事实任意作说。波氏重视吸取前辈思想家的理论，但更注意其是否与史实相符合。例如，斯多噶学派的宇宙循环论，由早期米利都学派阿那克西曼德的本源论发展而来，在希腊化时期极为流行。波氏采用此理论时，注意到来库古立法所谓“瑞特拉”（Rhetra法令）神谕，了解到来库古改革政制前访问过克里特。于是，他断然指出，斯巴达政体并非自然形成的。对于罗马政体，波氏曾对其稳定性表示由衷的赞美。而当他后来目睹罗马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时，又指出它肯定要走向衰落。至于罗马混合政体衰亡后将被何种政体所取代，波氏限于所能了解的史实未作出明确的回答。总之，我们认为，波氏没有也不可能将循环演变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历史并未为其提供这方面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