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明治十年开办东京大学，其第一批毕业生有井上哲次郎。他于十三年七月毕业，十月任职文部省；十五年任东京大学助教授，翌年讲授东洋哲学史；十七年二月赴德国留学，原定三年，后延至六年，于二十三年回国；同年任文科大学教授。是秋发布教育诏书，井上于二十四年写了《诏书衍义》。三十年被任命为文科大学校长。三十二年出版《巽轩论文初集》，三十三年出版《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三十四年出版《巽轩论文二集》，与蟹江义丸合编《日本伦理汇编》，三十五年出版《日本古学派之哲学》、《伦理与宗教的关系》、《释伽牟尼传》，三十七年辞去文科大学校长职务，三十八年同有马佑政合编《武士道丛书》，三十九年出版《日本诸子学派之哲学》，大正十四年任大东文科大学总长，贵族院议员，昭和七年出版《明治哲学界的回顾》，十七年出版《井上哲次郎选集》，十九年去世，享年九十岁。
    以上是井上的简历。作为汉学家的井上主要有所谓“汉学三著”，即《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诸子学派之哲学》以及与蟹江合编的《日本伦理汇编》。
    井上在其自传中写道，他在东大“专攻哲学，同时兼修政治学”，“最初抱着不知为什么总想修哲学的愿望”，“曾在太宰府跟中村德山先生学习儒学的印象具有无法摆脱的魔力，使自己对哲学产生极大的兴趣”，“讲汉学课的是中村敬宇先生，自己受了先生教学不少的影响……由于受敬宇先生的熏陶，再次从事汉学的研究。”（《井上哲次郎自传》）
    从井上所受教育的经历可以看出，第一是受了新制度的教育。他是东大的第一批毕业生，且精通外语。这与以往只擅长汉学一科的儒学学者不同。不久又有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远藤隆吉等承袭其后，而井上是第一人。第二是有较长时间的留学经验，对欧洲的情况很了解。虽然中村正直也在伦敦居住过，可时间长短与深入程度都不能同井上相比。他在当时可以说是超杰出人物。
    明治二十三年，在欧洲留学六年后的井上回国时，期待他的是用西洋的学术和哲学的新视点重新认识东洋的学术，摆脱古老的汉学，构筑新的东洋学，最终建立以东西哲学的融合为目标的学术体系。
    在井上回国那年，《教育诏书》发表。他在第二年写了《诏书衍义》，对诏书的主旨作了详细的解说。为什么刚刚回国的井上会被解说之箭射中呢？当时的思想界受到西方强烈的影响，一片混乱，以往的东西一律被认为无价值。因此，国学者和汉学者简直被社会不屑一顾。实际上正是出于对这种情况的忧虑才发表了教育诏书。虽也考虑过其他一些谨解之士，但结果还是既了解西方又研修东洋学的井上被定为合适人选，遂受命作诏书解说。当时的文部大臣芳川显正在《诏书衍义序》中写道：维新以来，学校教育大为进步，对人文的明晰阐释前所未闻，“是以青衿子弟各斐然成章，虽有大可观者，然其于德行则有甚逊焉者”。忧国之士对这种状况慨叹不已。“此我天皇陛下之所以念下诏书欤！”本来道德与国家的关系就如同盐与肉体的关系，说“道德恰是维持国家的盐”的教育诏书的目的正在于宣扬道德。
    井上一方面在自叙中说，天皇在诏书中恳切谕示了“不能不修养孝悌忠信之德行，培育共同爱国之义心的理由”，因此，“我们日本人今后必须永远以此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同时又说，鉴于欧美列强侵略东洋的势态，“倘若是个日本人，为了国家就不能不视己之命轻如尘芥，勇往直前，不可丧失舍己为国的公义心”。这样就得出如下结论：“诏书的主旨在于修养孝悌忠信之德行，以巩固国家的基础；培育共同爱国的义心，以备不测之变。”
    井上以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为两根支柱理解、解释诏书，最终是以视一身轻于鸿毛的舍生报国之忠为第一要义，这正是其所说的道德。
    那么，从我国的历史事实来看，对伦理道德是如何解说并实践的呢？井上追溯到江户时代的必然性即在于此。正如他在《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初版序中所说：“我奉命赴巴黎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万国东洋学会，讲述《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归国以后越来越感到对日本哲学做史的研究之必要，以便阐明德教的渊源，寻绎学派的关系。”这是从内外要因研究日本哲学所必需的，因此也就有自身的特色，捕捉从中世纪伦理道德标志的佛教向近代江户时期儒教转换的状况，进行儒教史的研究。这与以往汉学家那种注重某一点考证或宣教的个别的研究不同，而是理论的、系统的思考，并尝试依据整个的思想潮流确定各个思想家所处的地位。正是这样的思考结出了《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等三部著作的硕果。
    关于井上，还有一点必须注意，他于明治十三年留学德国之际在其记事本中写道：“自所期唯一事，西洋哲学欲穷源。”井上所关心的是对欧洲哲学思想的探究。而往昔的中村正直等启蒙家所关心的则集中于西欧进步的政治、制度、法制之类外在方面，从中吸取先进经验，移入我国，为我国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不过，这样容易造成他们精神的二重结构。就是说，他们是启蒙主义者、社会改良主义者，但那或许是某一阶段，比如中村正直的情况，竟会回归为以往昌平黉教授那样的孔子信奉者，即使如此也并非不可思议。而下一代的井上所关心的是作为自身精神问题的欧洲的伦理、宗教、艺术之类内面世界，而且，当时年轻的井上用比单一立场更宽广的视点把握、统合东西方的思想，力求构筑统一的思想体系。那是以东西哲学的融合为目标的。这样，在启蒙思想家结束了历史使命之时，他是作为肩负新时代使命的一代旗手出现的。
    井上的汉学三部曲被评为当时划时代的业绩。有关其内容的构成、资料的运用、评价的视点等等，拟另文阐述，本文只谈其出现的历史意义。
    不久，井上的构想被弟子远藤隆吉继承，写成《支那哲学史》、《支那思想史》两书，稍后的山路爱山也写了《支那思想史》，发表《日汉文明异同论》。
    与井上同时期的内藤湖南出版了处女作《近世文学史论》。这应该说是一部关于德川学术史的书，论述这一时期的学术渐渐从三都（译者注：三都指日本历史上的三个都城，即奈良、京都和现在东京的旧称江户）向地方扩散，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学问流派的情况。作为小册子，确是描述学术交流的名著。当时前槁中学的乡村教师津田左右吉“购买了内藤湖南的《近世文学史论》”，读完序文在日记中写下这样激励自己的话：“素养啊素养！期望在不太久的三年之后培养起我学问的根基。”这是明治三十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