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即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学术研究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前行，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亦然。回顾二十年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情况，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8至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事实上，重评工作也贯穿在引进与深入研究西方史学的过程之中；2.1983至1990年是引进西方史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因而大规模的译介与移植西方各种新史学是本阶段的显著特征；3.1990年至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追随九十年代由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辩、凝重缜密的整个学术走向，在逐渐消退“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的同时，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
    宏观地看，从1978年迄今的这二十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近百年最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史事业，我们需要对这一“中阶段”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作点“检讨”。拙文分列几点，试作归纳，但恐难以周全，不当之处势所难免，诚望读者赐正。
    一、重评：正确认识与对待西方史学
    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营造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时代氛围和客观环境，也揭开了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的篇章。最突出的一点是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大陆的历史学家从这种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一方面，他们迈步走向世界，有机会亲自接触西方史学，研究它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外国学者也应邀纷纷来华访问讲学，直接传播海外的史学新论。
    从1976年末开始的最初几年里，当时史学是以“反思史学”的形式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影射史学”的批判，使历史学家开始挣脱“左”的锁链，打破现代迷信，迎来了思想解放，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破产了，人们重温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摈弃简单化、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无疑对重估西方史学与引进西方史学创造了思想前提与理论基础，带来了深远的与积极的影响。
    与西方史学史有直接关连的则是对翦伯赞在六十年代初倡导的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平反”。拨乱反正，是当时各条战线的任务。史学界的拨乱反正，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回复到六十年代初的历史主义，即以翦伯赞为代表的史学思想上去。的确，“回到翦伯赞去”、“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的几年间弥散在当时史学界的一股史学思潮，正是由于这股史学思潮的影响，它对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领域内的“拨乱反正”具有直接的影响，从张芝联在1979年初发表的《资产阶级历史主义的形成及其特征》（注：载《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在那时所产生的反响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为日后渐次展开的对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说、鲁滨逊的“新史学”理论等重评工作，提供了一个范例。
    重评工作，是科学争鸣的进程，也是研究工作提高的过程。这里仅以兰克史学为例，对此作一说明。
    兰克史学，作为西方史学中颇具影响的一种史学理论与史学流派，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就十分盛行，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明确提出了“史料即史学”的主张，形成了“中国的兰克学派”，影响甚大。五、六十年代，兰克史学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史学观、科学方法等，在大陆都遭到了无情的批判，而较少能得到公允的评价。近二十年来，对兰克史学进行了重评。1986年是这位德国大史学家逝世100周年，我国学者在是年更有若干论文集中发表，对兰克学派进行了多方面的学术探讨。关于他的史学理论，有认为是“符合实证科学原则的”（注：朱本源：《近二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载《世界历史》1986年第10期。），也有认为是“反科学”的（注：庞卓恒：《唯物史观与西方史学的危机与变迁》，载《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有论者指出：兰克史学理论自身也是有变化的，即“我们可以发现从客观走向主观这样一种倾向”（注：王晴佳：《简论朗克与朗克史学》，《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类似的观点，还有侯建新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兰克学派》，《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有论者揭示了兰克的史学理论与其史学实践之间的矛盾，如他“一贯反对对历史现象进行概括，他经常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进行概括，把一切历史变化的动因归之于上帝，这就是最高度的概括。”（注：许洁明：《略论朗克客观主义史学的观点和方法》，载《史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朗克即兰克的另一译名。）也有论者指出，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理论具有两重性，不能只及一点而不及其余（注：张广智：《试论兰克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贡献》，载《历史教学》1986年第10期。），如此等等。吴于廑指出：“朗克主张写历史必须如实、客观，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如实、不客观；主张超然于宗教及政治，而终不能免于有所不超然；主张不涉哲学和理论，而又自有其哲学与理论。”（注：吴于廑：《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载《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这或许是从总体上对兰克史学一种较为贴切而又简练的概括。对兰克及其学派史学遗产的评估，确实关系到“不仅是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和错误，而且涉及到诸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史料、历史与现实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因此，系统深入的研究朗克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对之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份的分析和评价，在今天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注：见前引许洁明文。）可见，在如何正确评价兰克史学的问题上，诸家各抒己见，充分展开争辩，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因此而得到了澄清，对兰克史学的整体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