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开拓：西方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
    为了研究，介绍工作也是必要的，而且介绍应当先于研究，尤其对较为陌生与薄弱的西方史学史学科而言更是如此了。这一工作最初较为零碎、无序，但渐次化为齐整、有序，从近二十年所发表的文章以及出版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印痕。就纵向来看，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古典史学到当今五花八门的史学流派，几乎都有涉及；就横向来看，探索历史观，阐释史学理论，评述史学流派，分析史家思想与史著成就，研讨编纂体例，寻求治史方法等等，大多关连到了史学史所包括的各个方面。回顾的面是如此之广，从五十年代以来的大陆西方史学史研究，还从来没有象晚近以来那样把面铺得如此宽广，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介绍工作也不能与之相比。
    在逐渐了解西方史学的基础上，随着引进工作的拓宽，新的研究领域也开辟了，特别是引进了现当代西方史学中的各种新流派、新思潮、新观念、新问题、新方法等，诸如心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社会历史学、结构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乃至气候与史学、死亡与史学、性爱与史学等。总之，挂着各种“主义”与“新”字旗号的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流派纷至沓来，随之对它们的介绍也层出不穷，研究性的专著也有出版，于是出现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八十年代中叶前后一度盛行的“韦伯热”、“心理史学热”、“计量史学热”、“比较史学热”等跨学科研究的趋向都是显例。这里以年鉴学派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创立于二十年代末，在五十年代中叶开始对西方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法国年鉴学派，现已成为现当代西方史学的主潮。在我国史学界，在七十年代末以前对这个学派的了解，可以说几乎完全是陌生的，更谈不上对这个学派的研究，用这个学派的史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史学实践了（注：近读张芝联的《我的学术道路》（《从〈通鉴〉到人权研究》一书序言）称：1960年贵阳师范学院邀张芝联短期讲学，他讲的题目是《西方史学流派》，其中有年鉴学派。讲稿后用草纸印出，在当时的影响可谓是微乎其微。见该书第14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年鉴学派引入大陆，大致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1978年，张芝联撰《法国年鉴学派简介》一文，乃新时期介绍与研究年鉴学派的首篇（注：此文最先刊在1978年第一期的《法国史通讯》上，后收入张芝联的文集《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版。）。此后，年鉴学派开始在学界流传。自张文发表后的二十年来，对年鉴学派的关注与评介是大陆西方史学史界最为显著的开拓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个研究的“热点”。这一新辟的研究领域，或许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史学史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方面，无论从总体上还是局部上，都有许多成果。这里仅就年鉴史学范型的特点，介绍诸家的看法如下：
    姚蒙从历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视角对此较为全面地展开过评述。关于本体论，年鉴学派提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这里的人是复数的人、具体的人、历史的人、变动着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香港三联与台湾远流出版社1988年版，第42-43页。）；关于认识论，年鉴学派强调现实与过去的关系，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们认识过去首先出于现实的需要，而人们认识方式、角度也反映了这种现实，而这又与相对主义历史哲学有着很大的差异（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前引书，第45-47页；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载雅克·勒高夫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中译本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7页。）；关于方法论，年鉴学派的核心是“问题史学”，它是以“提问-回答”为中心组织历史研究，如果说实证史学只是在史料收集、考订部分使史学科学化了的话，年鉴学派则试图使史学研究方法整体科学化，并由此使史学学科科学化，重建其学科地位（注：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前引书，第47-50页；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内涵与变迁》，前引书，第26页。）。对最后一点，也有论者评论道，年鉴学派在方法论上没有掌握完整的辩证法，结果导致结构问题的静态化和“空间化”，因而必然远离（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事件对立统一这一唯一正确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原则（注：李幼蒸：《法国当代的历史思想》，载《世界历史》1980年第5期。）。
    我国学者论及年鉴学派史学理论时，着笔最多的则是他们的总体史观念与三维历史时间观。
    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与实证主义史学迥异，他们把历史学家召唤到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历史应该研究人类整体，应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即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等，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注：此类论述甚多，可参见刘昶：《人心中的历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四章；孙娴：《法国现代史学中的总体历史观》，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王晴佳：《历史的总体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迪》，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张广智：《年鉴学派的演进》，载《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5期。）。由此，也往往论及这一学派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多有建树，我国学者论述亦丰，尤其是对他的比较方法阐述颇多（注：参见荣颂安：《马克·布洛赫及其比较史学方法》，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4期；尤天然：《布洛克和他的史学方法》，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8期；陈彦：《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史学遗产初探》，载《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到了第二代史学大师布罗代尔那里有了长足的进展，这是与他提出的三种时间观念，尤其是与他的长时段史学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类文章亦众，其中以张芝联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最为集中（注：此文最初发表在《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上，后收入他的《从高卢到戴高乐》一书中。）。张文在介绍了布罗代尔的生平、著述及阐述三种历史时段的理论之后，认为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三分法”是一项独特的创造，布氏把影响历史进程的深层因素（各种结构）放在首位，从重视历史连续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强调“结构”的长期影响无疑是正确的。但张文又提出，不论布氏的“三分法”如何机智，但并未真正阐明结构、局势与事件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论布氏所说的“历史”如何“全面”，但政治、文化事件在他的体系中几乎不占什么地位，布氏在处理人与环境等关系时，往往过分看重后者的“决定”一面，而忽视人的“创造”一面。（注：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前引书，第247-248页。）
    作为一个新开辟的研究领域，当代大陆学者对年鉴学派研究的覆盖面甚广，除上述之外，还涉及到年鉴学派产生的背景及文化渊源、从地区史到心态史等研究领域的进展、历史“碎化现象”与新史学缺陷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年鉴学派与传统史学的关系、前苏联学者对年鉴学派的看法、年鉴学派自身的新陈代谢等，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逐一论列了。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在引进、介绍与研究年鉴学派的过程中，大陆学人获得了双重收获，这就是：一方面，西方史学史学科自身的研究领域得到了相应的开拓；另一方面，历史学家自身的视野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