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3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召集的史学史座谈会，四十多位从事中西史学史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学者参加了会议。（注：笔者有幸与会，并作《西方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言，此次会议的情况，《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出了专辑，上述发言，刊载于此。）这次名为“史学史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重要的史学史学术研讨会，既回顾与总结了中西史学史的教研情况，也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史学史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重新评估西方史学，正确对待西方遗产，是这次会议的“热门话题”，谭英华曾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大会发言，并提出了八点看法，引起了与会专家的热烈反响，这就是：1、某些唯心主义历史思想包含了唯物的或辩证的因素；2、有不少唯心史观是适应时代需要，为历史上的进步阶级服务的；3、同一历史观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和不同的社会作用；4、有些带片面性，甚至是歪曲了、颠倒了的历史认识，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5、要注意政治立场与史学思想、学术成就的联系和区别；6、对一些史家不同时期的历史认识，应当划分阶段，分别对待，具体分析，尔后才能进行总体评价；7、对那些在政治上和社会效用上并无积极意义的历史观点，倘对前人的认识有所突破，对前人的缺失有所修正，提出了新的问题或新的线索，则有其可取之处；8、对于那些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史观或史著，在批判其思想的同时，对其所依据的资料则应详为分辨，可资参考。平心而论，谭氏对待西方史学的“八点看法”，有其可取之处，实际上是这位多年来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前辈学者的“经验总结”，既是对前一段重评的“小结”，对于这之后的重评西方史学的工作，也有很重要的实际操作价值与理论意义。（注：谭英华的发言题目为：《关于促进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几点意见》，载《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二、译介：从事西方史学研究的“基础工程”
    近二十年来，我国引进的西方史学原著，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次相比，无论就其数量，还是范围，都要大大地超越了。我们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等“丛书系列”中就可略知其貌了。
    这种译介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视西方史学元典作品的迻译。出版历代西方著名史家的代表作，其中尤以西方古典史学著作的配套出版成绩卓著，这是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以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史学类》而言，从古代迄至近代的西方史学名著就有：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神谱》、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长征记》、凯撒的《高卢战记》、《内战记》、撒路斯特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阿庇安的《罗马史》、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塔西陀的《历史》、《编年史》、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马基雅维利的《佛罗伦萨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吉本的《罗马帝国哀亡史》、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基佐的《一六四○年的英国革命史》、《法国文明史》（第一、二卷）、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戚美尔曼的《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蒙森的《罗马史》（第一卷）、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普雷斯科特的《秘鲁征服史》等等。现代西方史家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著名学派且对学界深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代表作，更是全力组译，积极地加以引进。
    2、重视西方史学理论方面作品的迻译。
    在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这类作品，不仅数量多、名家名篇多，而且不少是现当代西方史学界流行的最新著作，如有：维科的《新科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鲁滨逊的《新史学》、汤普逊的《历史著作史》（以上均为商务印书馆版）、茹科夫的《历史方法论大纲》、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的《新科学》（以上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版）、巴尔格的《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主编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的《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摩尔的《民主专制的社会起源》、托波尔斯基的《历史学方法论》、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译为《历史主义的贫困》）（以上均为华夏出版社版）、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勒高夫等主编的《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以上均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德雷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版）、《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版）、《奴役与自由：美国的悖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演说集》（贵州人民出版社版）等等。在继续推出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史学理论探索丛书》等书目中，还将有更多的同类作品问世。此外，从最新出版的西方史学原著或刊物中摘译的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译文，不时散见于各地报刊上（其中以《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国外社会科学》等登载得最多、最快、最新），数量之多是前所未有的。
    3、这种译介，还可以从由我国学者编选的有关文集或丛书中得到反映。这类文集大多译自西方史学名著名篇，当然包含了中国编选者的眼光与意图，属于这类作品的有：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的《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杨生茂选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蔡少卿主编的《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等，其中最具权威性的是吴于廑主编的《外国史学名著选》（上、下两卷本，商务印书馆）。作为“当代外国史学理论丛书”推出的有：《历史比较研究法》、《历史数量研究法》（以上均为山东教育出版社）等；作为“史学理论探索丛书”推出的有：《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重庆出版社）、《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历史科学的反思》（中州古籍出版社）、《历史研究方法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等。另有在一九九○至一九九一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史学理论丛书”三辑，它们分别是：《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及《福尔摩斯的符号学》（本辑系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