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深化：独创性研究工作的开始
    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日益显示出一种向纵深发展的趋势，当然这与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是密切相关的。对此，我们需要作出进一步的阐明。
    第一、西方史学史论著的不断出版及其质量的与年俱进。
    且先看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西方史学史作品，主要有：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孙秉莹的《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刘昶的《人心中的历史-当代西方历史理论述评》（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宋瑞芝等主编的《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1989年版）、张广智的《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董进泉等人编著的《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从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广智、张广勇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徐正等主编的《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夏祖恩编著的《外国史学史纲要》（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杨豫的《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建娥编著的《外国史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郭小凌编著的《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广智、张广勇的《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徐浩、侯建新的《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这里所列，一是就我个人所见到的，可能还有遗漏；二是尚不包括个人论文集，如前引张芝联的两本论文集、何兆武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注：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陈启能的《史学理论与历史研究》（注：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等有关研究西方史学史的论著。
    仅就以上所列的十几种西方史学史的作品，无论是独著，还是合著，都是各位学者的多年辛劳的成果，各有特色，各有侧重，难分轩轾，岂可妄加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从郭圣铭的《西方史学史概要》到何兆武、陈启能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其总体学术水平是呈递进型的，说它是“与年俱进”也未尝不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十三位专家、历时八年共同撰写的（两位主编通稿即用了一年）《当代西方史学理论》是一本具有高水平的学术论著，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近二十年来在西方史学史领域内的研究水平，也是开始对西方史学史进行独创性研究的表征。
    第二、在比较研究中深化对西方史学的认识。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不能区分出优劣长短，这是人们在长期科学研究中早就认识到的客观真理。中西史学经过比较，可以显示出各自的风格与特点，也是加深对中西史学认识的有效途径。晚近以来，在大陆兴起“比较史学热”，我们正可从这种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中，看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史学史的深度。
    近二十年来，关于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多集中在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上，在宏观考察与微观求索方面，多有成就。笔者在这里集中介绍朱本源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从1992年开始，他连续发表了《〈诗〉亡然后〈春秋〉作》（注：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3期。）、《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注：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4期。）、《孔子历史哲学发微》（注：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等长篇大作。他用现代的史学理论，解读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题，释论中处处贯彻了“比较历史学的观点”（与西方古代史学相比），有力地说明孟子在论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性质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理论思维，并论证了孔子是中国的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中国史学之父”。在《孔子史学观念的现代诠释》与《孔子历史哲学发微》两文中，作者进一步阐述了孔子的历史编纂学理论与历史哲学的微言大义。这是一组系列论文，作者著文的旨趣既在于开展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也藏深意，即批驳如巴特费尔德（H.Butterfield）之类的西方学者的皮相之见，即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史学缺乏近代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朱本源在这些论文中以细微而又透彻的分析，驳斥了这种武断之言，他指出：“从比较历史学的观点看，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十九世纪前期以前（即在从孔子到乾嘉时代的）中国历史家中有不少的人曾经以类似西方近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历史地思维着’”（注：见《〈诗〉亡然后〈春秋〉作》一文。）。又说：“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指西方史学传入中国以前的史学）不仅在历史编纂方面为任何民族所不及，而且在历史理论方面也有可以媲美西方近代历史思维之处，并非如巴特费尔德所武断的那样。”（注：同上引。）朱文立论时的大气，释论时的精微，堪称为当代大陆学者从事中西史学比较研究的典范。
    第三，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新进展。
    如果说，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进展是以各个时期代表性的论著为标识的话，那么，西方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尤其是大学的史学史教育就成为奠立这种标识的基础，因为包括史学文化在内的文化积淀从来就离不开大学教育，离不开大学相关的学科建设的支撑。
    中外（西）史学史教育对造就新一代的历史学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六十年代初，通过那次史学史讨论，明确到史学史教育在大学历史系的重要性，赞同把西方史学史列入高校历史系的教学计划中。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各大学进一步加强了史学史的教学工作，并取得了这样的共识：历史学工作者必须十分重视历史学自身发展历史的研究，为此，西方史学史应与中国史学史一样，应当列为高等院校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自此以后，各高校恢复或新开设了这门课程，一些学校还培养出了不少专攻西方史学史的硕士研究生，这一专业新一代的博士生也即将毕业。
    新一代的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科研人才的鹊起，是深化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希望之所在。如果说在五、六十年代，从事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基本上是一些留学海外的前辈学者；那么，步入八十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就是活跃在这一学科领域的，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中青年，尤其是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迅速崛起，固然是由于他们自身的不懈努力，更在于时代条件之使然。大陆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他们的迅速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代条件。1984年开始每年举行的史学理论研讨会，也为他们的脱颖而出提供了用武之地。另外，1985年在上海举办了“西方史学史讲习班”，以及1988年在北京举办了“史学新学科与史学理论基础讲座”，都起到了推动本学科建设、培养新一代西方史学史研究人才的有益作用。其中，尤其要提到的是，新时期以来留学海外的一部分学子，他们充分运用国外直接接触的最新的文献资料，耳濡目染他国中学的现状，因此其作见解独到，资料宏富，信息灵通，为国内同行所不及。中国留美青年学者的论文集《当代欧美史学评析》（注：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就具有这样明显的特点。只要海内外青年学者继续积极进取，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在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的历程中，写下了新的一页。其间，虽然也有失误，尤其在引进西方史学时，曾出现过从昔日的一概排斥到盲目信从的现象，但总体看来，西方史学的输入，对现当代大陆学术界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对促进历史学的发展、对促进历史学的现代化，特别是对促进历史学家开阔视野，深化认识，更新观念，拓展方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换言之，这二十年来的成绩应该得到充分地肯定。
    二十世纪即将走完它的最后行程，新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回顾前瞻，中国的学术事业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也有一个美好的前景，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发展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而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