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从明治末期的四十二年（1901）到大正五年（1911）用了八年的时间，丛书《汉文大系》陆续出版。为了系统地了解中国古典文化，此书将原文同权威性注释一并刊行。服部宇之吉任总编，富山房出版。从第一卷《四书》到最后一卷《楚辞·近思录》，总共三十二卷，收书二十八种。列名于丛书的解题校订者，除总编服部宇之吉外，有重野成斋、星野恒、小柳司气太、安井小太郎、冈田正之、岛田钓一、儿岛献吉郎、井上哲次郎、牧野谦次郎等当时中国学代表的杰出学者。
    回顾当时出版这部丛书的理由，服部宇之吉这样写道：“（明治末年）由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和私立高等学部的增设，专攻汉文与兼修国语汉文的学生明显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汉文书籍的需要量显著增大，汉籍专门书店也随之增多。经营汉籍的人也事先看清这一点。此乃伴随东洋学研究热的更新出现的自然现象。”
    总之，由于学生的增加及两大战争（译者按：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的胜利而急剧升温的对中国的关心，使中国古籍的需要大增，出版社也相应出版这种书籍。虽然这只不过是利用中国热开展营利实业，而于《汉文大系》却有另外的重要意图。这种意图体现于编纂之际：一是网罗中国古典的代表作，并将原文连同精审的注释一起介绍：二是选取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期间邦儒突出的研究成果编入此书，使之在社会上广为人知。特别是后者更为重要。下面试举数例说明。
    如第一卷《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随着宋学的兴盛，朱子的注释长期受到尊重，而《大系》收载的却是古学派安井息轩的注释。息轩的《论语集说》是从幕末肥藩主伊东家发现的刊本；其它三部书都是未刊稿本，收藏在他的外孙安井小太郎家。丛书将它们排成新的活字本。为《四书》安井注释作解说的服部宇之吉说：息轩作的学问，不论对古注还是新注，都一贯采取好就予以肯定的公正态度；吸取清朝考据学的成果，考证精审，论断也颇慎重。这是非常中肯的解说。
    在《韩非子》中采用太田方的《韩非子翼毳》。太田是福山藩江户末期的下级武士，在贫困中全家协力印行《翼毳》二十部。服部的解说称赞其注释的精审写道：“本书是作为邦人对子书注释的出色之作来推重的”；并说：“人们如果能体会作者的钻研精神和印书的辛苦，从此书中得到的岂止对韩非学说、文章的理解？这也是我把它选入大系的原因之所在。”这部原来只印行二十部的《翼毳》，由于服部等人的慧眼而收入《大系》，遂成为至今还不断被人阅读的书。
    服部显扬“我国先儒之美”、“为本邦学者吐一口气”的意图也得到其他编者的确实理解。小柳司气太在第二十一卷《管子》中采用了安井息轩的《管子纂诂》。据“题解”所述，《管子》的研究明显晚于其它诸子，直至清代王念孙父子、洪熙煊等的研究发表才大体就绪；我国通行本《管子》是最芜杂的，“至近年猪饲敬所首辟荒蓁，安井息轩循此以行，第一次开通道路”，此即《管子纂诂》之优秀成果。
    《楚辞》中冈松瓮谷的《楚辞考》、《列子》中诸葛晃的《列子考》、《唐宋八家文》中三岛中洲的详语及文格解说本等之被选定，也都是出于同样的意图。第十、十一两卷中竹添井井的《左传会笺》继承了先师龟井昭阳的《左传赞考》，而且是以我国所传御物《春秋左氏传集解》为其定本，其明快的注释早有定评。
    《汉文大系》不仅收载了邦人优秀的注释，也没有忘记用心选取中国本土的拔萃之作。光绪十七年（明治十七年）刊行的王先谦的《荀子集解》和两年后完成的孙诒让的《墨子闲诂》均被收载，可以说明这一点。如此迅速地引入好书，使人从中感到编纂者正确眼光的同时，还能感到中日于书取舍的稳定和评判的平衡。
    《汉文大系》以这样的视点对中日两国的学术成果作了出色的鉴别。从某一方面说，甚至让人感到没有偏颇的学院式风格，可以说显示了这个时期汉学界的稳重和自信的恢复。
    与《汉文大系》刊行的同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预约分四次出版《汉籍国字解全书》，共四十五册。其书由江户时代的国字解特别是先哲遗著以及新写之作构成：第一辑和第二辑前半为先哲遗著，以下是菊池晚香、桂湖村等所作的新释。这部丛书的销售量大得惊人，是出版社开办以来的一大成功。
    从营业方面的成就来看，社会对这类书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应适时地出版了很多好书。原来我国汉学界从江户的元禄到享保期间以仁斋、徂徕为首显出急剧进展之势，产生了我国独自的研究成果。其中出现了林罗山、荻生徂徕、熊泽蕃山、中村惕斋等一批既有渊博学识又兼擅国文的学者，陆续出版了“谚解”、“国字解”、“示蒙句解”等易于理解经典微旨的解说之书。于是从众多的国字解本中选出中村惕斋的《诗经》、《近思录》，荻生徂徕的《孙子》，大田锦成的《书经》这些向来评价高的著述，以“先哲遗著”之名刊行。
    然则，为什么在明治四十二年早稻田大学将中国古典的国字解本作为丛书刊行呢？理由有二：其一，选出那些被欧美的古典名著压倒而完全不被重视的我国汉学研究中拔萃之书，使之闻名于世；其二，当时是汉学实力的衰退期，原著主义已行不通，面向初学者必须用国字解这类书籍，期望通过这种使名著易于理解的国字解本进一步推广汉学。
    《汉学大系》和《汉籍国字解》是性质差异很大的丛书，但都受到社会的欢迎。那是由于社会需要这些书，可以说改换了语言使我国的传统学问渐渐地恢复自信，迈出步子。那么，下一步将走向何处呢？
    七
    明治三十三年，内藤湖南指出：虽然集中了东西方学术的日本处于可以创造第三个新文明的地位，“汉学的老前辈们”却拘于德川时期的弊习，没有进步；与此相反，清朝的学者们像“西欧近代学士”一样追求其学术的合理性。他因而极力主张日本也要从清朝考据学的阶段提高学术水平，确立研究方法，进而使东洋学术开拓出世界文明的新生面。与此同时，白鸟库吉也向沉睡于汉学阅读“特技”的学者发出警告：跳出汉文的圈子，以世界学界为目标。他自己一面热衷于中国周边各国的研究，一面发表汉学之外的学术成果。
    在这种合理的科学精神支持下，学界的意向是竞出世界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而在中国研究方面以明确的现实形态出现的则有待以内藤湖南、狩野直喜为中心的杂志《支那学》的创刊（大正九年）。但它的背景，即如上述自明治中末期以来各种各样以确立近代支那学为目的的准备性活动，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内藤、狩野的新学风，以“与中国当代考证学的学风步调一致的学问”为目标，既不是“汉学过时的”东西，也不是“过分新的”轻薄的学问，这种主张是有说服力的。
    譬如支持《支那学》的青木正儿，在创刊号发表了《以胡适为中心揭起的文学革命》、《〈今古奇观〉和英国通俗小说与〈蝴蝶梦〉》，着眼于讨论沸腾的现代的俗文学；又在第五号发表《本邦支那学革新的第一步》，主张从中国语言语结构的基本研究入手对中国进行探讨。同时，几乎每期都有武内义雄连续撰写的《列子冤词》、《曾子考》、《南北学术的异同》等扎实的实证性论文。这样的《支那学》杂志也就不是陈旧之作，而是在积累坚实的研究成果。
    这简直是向明治汉学挥袂告别，向近代支那学迈出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