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人的学术观点，他在《史记》文化人传记中论载了他们的学术建树，以学术创造作为文化人“及时立功名”的体现，视文化学术业绩为文化人对中国历史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他对某些学术的评论至今还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如《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司马迁在这里不仅概括地论述了老庄诸子的学术要点，而且梳理了道家与黄老刑名学说之间的学术源流，使人们对战国秦汉之际黄老刑名之学的流变有更深入的理解，为后代治中国思想史的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世纪出土的黄老著作不断地为司马迁的论载提供证明。战国典籍有些已经亡佚，这样《史记》中对这些典籍的记述与评介就显得弥足珍贵。如战国时期轰动一时的阴阳家巨子驺衍的代表作《终始》、《大圣》、《主运》均已不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对驺衍学说的内容、特点有系统全面的评述，这些评述文字成为今天学者论述战国阴阳学派的重要文字依据。他的《史记》大量地吸收了汉代的今古文经说，由于汉代今古文著作大多亡佚，因此《史记》所论载的经说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今古文经学两大阵营旷日持久的论战的重要依据。
    战国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化学术流派异彩纷呈的时代，因此司马迁非常注意梳理学术源流，《史记·儒林列传》等篇章中都有不少论载经学和诸子学的学术传授的文字。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其父司马谈学术渊源：“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迁秉承家学，因此司马谈这三大学术出处也正是司马迁本人天文学、《易》学、道家之学的来源。又如《乐毅列传》载：“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臣公、乐瑕公是燕国名将乐毅的后代，司马迁借叙述乐毅后代而论及黄老源流，这绝非《史记》中的闲来之笔，而正是司马迁高度重视学术源流的生动体现，它使战国秦汉之际的黄老传授系统一目了然。再如《仲尼弟子列传》载《易》学传授体系：“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甾川人杨何。”这一节文字与《儒林列传》中所载《易》学传授系统合起来，完整地勾勒了战国秦汉《易》学发展线索。
    《史记》记载文化人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以及学术传授系统，保留了从上古三代到秦汉之际的丰富的文化学术史料。读者可能要问：司马迁对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大势有没有一个通览全盘的史的观念呢？有！这就是下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二
    司马迁确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中国文化学术史观。以孔子作为中国文化学术发展中的枢纽人物，是这个文化学术史观的灵魂。
    孔子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枢纽地位，是战国秦汉之际的儒家在长期的继承发展孔子事业的奋斗过程中确立的，春秋公羊学派对此贡献尤伟。儒家认为上古五帝和夏商周三代都曾创造过王道政治的黄金时代，形成了以德治为核心内容的王道文化传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载董仲舒语）--儒家六经从不同层面共同体现了上古三代所形成的王道文化精神。但是自西周末年以来王室衰微礼乐崩坏，执盟坛牛耳的春秋霸主们着眼于以武力征服为主要特点的霸权政治而不重文化，王道文化传统由此中断了。孔子以一布衣而心忧天下，他周游列国宣传王道，但是当时各国诸侯都不能用他，孔子在道不行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删述六经，特别是因史记作《春秋》制定黑统一王之法，等待着后世圣王将其付诸实施。孔子以后虽然经历了“道术为天下裂”亦即百家争鸣的学术分化过程，但是社会发展大趋势是重建王道盛世，文人士大夫的文化学术使命就是要落实孔子在六经之中所寄寓的王道主张，在新的层次上回到上古三代学术一统的境界。这个学术史观将中国文化学术发展史描述成一个王道文化传统形成--中断--重建的历程，它表达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特别是儒家渴望在孔子旗帜下重建王道理想政治局面的心愿，其中充满了改革现实创造未来的革命精神。
    司马迁接受了儒家特别是公羊学派的学术观点，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描述了西周末年王道陵迟诸侯力政的政治文化背景，揭示了孔子在乱世之中沧海横流的文化巨人气魂：“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这一段文字代表了司马迁文化学术史的根本观点，它将孔子看作是上古三代王道文化传统薪火的传递者，是从春秋末年到汉代几百年文化学术新局面的开创人物，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庶人议政之风就是受孔子影响而出现的。结合《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正乐、序《书传》、作《易》十翼、述《礼记》、作《春秋》来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链条上的枢纽意义更加明显。孔子作为文化巨人的地位既经确立，那么中国文化学术史的大致轮廓就清晰地勾勒出来了：孔子以前的古代王道文化传统保存在孔子删述的六经异传之中；孔子以后的学术发展大势就是落实孔子在六经特别是在《春秋》中制定的王法，回归到王道文化学术传统上去。孔子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上承六经王道文化传统下启战国秦汉文化学术事业。
    司马迁在孔子明王道的奋斗中突出孔子删述六经，于孔子删述六经的文化学术业绩中特别突出作《春秋》，而于孔子作《春秋》之说中又刻意强调《春秋》王法的重大意义。《儒林列传》载：“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这是采用公羊家以哀公十四年获麟作为孔子这个“素王”受命之符的说法，将获麟看作是孔子作《春秋》以当王法的直接契机，视获麟为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司马迁所说的“以当王法”实际上就是指公羊家所大力宣传的《春秋》黑统制度，就是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中所说的“《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它是相对于白统的商、赤统的周而言的。《孔子世家》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这里所说的“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就是《三代改制质文》中所说的“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至于《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春秋》“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则是“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的根本使命是为封建帝王政治服务，司马迁采用儒家说法而将《春秋》学说提高到指导现实政治的“一王之法”的水平，这是对孔子文化建树的最高褒奖，是对文化人所坚持的“道高于君”信念的最生动的阐释，是对文化学术在中国历史殿堂中崇高地位的最高肯定。惟其写够了孔子的重要性，我们才可以看清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关键和命脉所在，才能体会司马迁视文化学术为历史发展深刻动力的思想，才能抓住《史记》文化学术史观的根本，才能理解为什么司马迁将《史记》的学术使命定位在上继孔子《春秋》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