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说到《廿二史札记》，要先说一下《陔馀丛考》。《札记》初版刊行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丛考》则刊行于乾隆五十五年，而《丛考》的编定更远在其前。《丛考小引》说：“余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又《瓯北集》卷三○《杂书所见》诗中称韩、欧、苏等文章政事两不误，正是夫子自道，说明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放下书本，归田以后，除作诗外，便以读史和杂览为主要活动了。嘉庆元年（1796年）所写的《七十自述》有句云：“订罢史编翻自笑，干卿甚事苦增删。”自注云：“方辑《陔馀丛考》。”（《瓯北集》卷三八）《陔馀丛考》的内容，经史杂俎，无所不包。但瓯北自知经学非其所长，杂俎又不为世人所重，所以精力更集中在史学方面了。《丛考》共四十三卷，其中分经学四卷，二十四史十卷，《通鉴纲目》一卷，重要史事五卷，诗文杂事四卷，一般史事与制度八卷，杂俎十一卷，史书与史事已占有较大的比重。以此为基础，更缩小范围，以廿四史为限，而充实其内容，如《史记》与经书关系密切的先秦部分及《通鉴纲目》等均略去，于廿四史之论述则加详加密，以成《廿二史札记》一书。今《札记》与《丛考》二书犹多重复部分，即因其非一时编定，致未能彻底分开。
        清代的学术原以经学为中心，清初统治者力倡宋明理学，而民间学者盛行考证之学，宗守汉儒之说，逐渐成为学术主流。到清中叶时，二派对立，壁垒森严。瓯北对汉、宋二派皆不依附，而是接受了考证的方法，用之于史学方面，既不为经学家的条律所束缚，因而在史学方面取得了异常的成就。《陔馀丛考小引》云：“拟更广探经史，增益成书。”实际上只探讨了史，而未用力于经。于所谓史，也更集中于廿四史，所以收到了重点突出，特色分明的效果。
        世人比较重视《札记》，《丛考》内容有出于《札记》之外者，实亦不可废弃。如《有明进士之重》（《丛考》卷一八），指出进士与举监地位的不平等，已成为牢不可破的不成文法。“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这种现象，按照书法和惯例，正式的史书是视为当然的，惟某些奏疏中或偶尔提到，也不作重点评议。瓯北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其自有独到的见解。按明人小说《警世通言》中《老门生三世报恩》一文，切论进士与举人监生间的不平等。又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有《郭安》一文，记某人被贼杀，其妇诉冤，县令即以杀人者配其妇，评之云：“此等明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明斥进士为官者之颟顸。是民间于此不合理现象早已明如观火，惟史书对之则熟视无睹而已。
        《廿二史札记》以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皆作为一史，其实际内容包括了廿四史。《小引》写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三月，其时已有刻本行世。其后又加修订补充，嘉庆五年（1800年）重刊，载有钱大昕与李保泰于是年所写之序文。钱序称：“今春访余吴门，复出近刻《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见示。”所称近刻即为重定之本。此本收于《瓯北全集》中，为后世通行之本，但目录仍为原刻本，致与书内正文多相岐互之处。如卷二八《金末种人被害之惨》一篇，卷三六《明祖本纪》以下二十二篇，目录皆缺。又如目录卷二三有《宋辽二史不相合处》、《辽金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不相合处》，此三目《札记》中皆无其文，而见于《丛考》卷一三，是皆为增订时所留下的痕迹。
        《廿二史札记》的编写方法和内容性质，在《小引》中有简要的说明：“是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其编写方法为以本史证本史，内容性质则为史法与事实并重，更着重于所谓“治乱兴衰之故”。瓯北原有很强的用世思想，官场生活既不顺利，退而寄托于文字，故《小引》又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虽谦言“岂敢”，从写作方法到著书目标，所受《日知录》之启发为多，不过《日知录》内容方面甚广，重在经学而又不以经学为限，《廿二史札记》则局限于廿四史之内而已。下面分别从史法与史事方面就此书略作评议。
        在史法方面，以比较分析的方法，说明纪传体史书之体例组织及各史书之成书经过，并分析评论其编纂与书法之优缺点等。凡各史书关系相近者即合并评述，如《史记》与《汉书》，《南史》与南朝《宋》、《齐》、《梁》、《陈》四部史书，《北史》与北朝《魏》、《齐》、《周》、《隋》四部史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辽》、《金》三史，都是这样评述的。既便于比较说明，更可以省去许多笔墨。在论述《史记》的体例组织时，即作《各史例目异同》一篇，在互相比较下，以见其因革利弊之关系。《史汉不同处》，直接以二书记事相比较，以见其得失。《汉书移置史记文》，可见《汉书》自有剪载，非盲目抄袭者比。《三国志多回护》，指出陈寿始以回护法用于史书，为后世修史开创恶例。《宋齐书带叙法》，《齐书类叙法最善》，指出不为世人所重的《宋书》、《齐书》亦有一定的优点。《南史删宋书最多》，反映了《宋书》繁冗之失。《魏书》所以称为“秽书”并非偶然，但其记事亦多可取者，优点终不可没。《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薛史全采各朝实录》，可以说明《旧唐书》与《旧五代史》之史料价值所在。在以两《唐书》与两《五代史》相比较时，于《新唐书》本纪指出其不合书法者尤多，于是说：“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又说：“当日进呈时，宋仁宗即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其早有所见欤？”于两《五代史》则称：“欧公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这些评论无疑都是正确的。
        旧史书本非尽美尽善，又为某种关系所影响，便容易作出不正确的评议。如欧阳修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文豪，《新五代史》为他一手所修，其书力效所谓“春秋笔法”。《札记》中的《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欧史书法谨严》、《欧史传赞不苟作》等篇，对之颂扬备至，如云：“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又云：“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又云：“欧史无一字苟作。”其实欧史过于简略和讲究书法，反有害于所记之事。如记载典章制度的志，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认为五代是混乱时期，其典制无可为法，皆屏而不记，惟有《司天》与《职方》二考，即天文、地理二志。其纪传记事亦极简略，故司马光修《通鉴》，五代部分取材以《旧五代史》为主。《明史》为清代官修者，虽较为整齐，而存在问题甚多，尤以隐没女真与明代历朝之关系及南明事迹为甚，瓯北对之则称赞不已。如其书自康熙十七年始修，至乾隆初年始进呈，历时六十年之久，原为出于朝臣工作拖拉，中间几经停顿，而万斯同主修之原稿，已被改窜得面目全非。瓯北置此不提，反称：“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又一再称道《明史》之“完善”、“精审”，实皆为过誉之词，未足取信于人。
        在史事方面，主要用综述考辨的方法，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世人对之有特殊兴趣的问题，以归纳之法集合有关资料，作有系统的论述，或辨明其虚实真伪。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揭出了历史上一次重大变动的事实。《借荆州之非》，指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九品中正》与《六朝清谈之习》，阐明了魏晋六朝时期上层社会的特点及其与政权组成的关系，汇集零散之资料，以重现历史上保持甚久之重要制度与风气。并申明：“此九品之流弊见于章疏者，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其所以能行之数百年而不改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九品中正制在历史上支配选举达数百年，而史书中迄无明确系统的记载，《札记》之文，可谓能补史缺者。《武后之忍》与《武后纳谏知人》二篇，从正面与反面对武后分别予以评价，武后本为历史上长期挨骂之人，此论则较为客观。《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不仅列举成功者，并举出未成功者，而后说明其原因：“是时军士策立天子，竟习以为常。推其原始，盖由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北宋建国由于陈桥兵变，正为此类事件之一，不过自宋代以后，此风为统治者煞住，而北宋建国便显得情况特殊了。在《宋史》部分，《宋郊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南宋取民无艺》，以及《宋军律之弛》，《宋科场处分之轻》等篇，集中地说明了宋统治者对人民榨取之重和对统治阶级内部待遇之宽，从而总结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足为法者也。”《猛安谋克散处中原》及《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是金代的重大事件，而史书记载最为缺略，此二篇自有补史之用。《元世祖嗜利黩武》及《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等篇，说明了元代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说明了明代统治机构的特点。《万历中矿税之害》说明了明末阶级矛盾深化的根源，并且总结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些论点都是很能切中要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