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新学”是相对于旧学而言的中学的近代形态，它标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陈陈相因的新的学术文化形态或风尚的形成及其运动趋向。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将求知的目光探向域外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先行者们，就在不断挖掘着知识新泉，涓涓细流汇集着所有旨在改变中国现实、挽救陈腐沉闷学风的思想文化支流，奋力冲出了一道新的河床。滥觞于鸦片战争之后的这股细流，经过洋务运动的推波助澜，到戊戌时期在康、梁的努力开掘下，终于汇聚成江河之势，启开了一个学术文化新时代的到来--近代新学。
        梁启超在《康南海传》中说：“先生以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乃归讲学于粤城，岁辛卯，于长兴设黉舍焉。……先生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其教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达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1]（卷九）[2]（（四），第9页）由此，“爰有康、梁新说之奋兴焉”。[3]（第20页）
        一
        “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者都渐渐注意到一个现象：西方工商业对晚清经济的正面刺激，主要限于一些沿江沿海的大埠，而中国内陆市镇与农村的经济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态。亦即晚清社会并存着两种经济形态：‘通外商埠’的现代型经济和内陆的传统经济。一般而言，我们也可以说，在一八九五年以前的中国文化思想方面也有着类似的现象：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混血文化’，另一方面是‘传统文化’。这个二元化的趋势反映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自五口通商以来约有半个世纪，西方文化对晚清文化的冲击限于沿江沿海的商埠中的工商阶级和政府少数负责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吏。除此以外，其影响，对于绝大多数的士大夫而言，是极微小的。易言之，在一八九五年以前，士绅阶级仍然大多数生活在传统的思想世界里。”[4]除了洋务本身开办的新式教育外，在清政府正式的传统教育体制里，西学的渗入是十分有限的，即使在广州那样的通商口岸城市里，五口通商50年后，在当地重要的书院里，也少有西学痕迹。梁启超回忆说，在1888年后的两年间他曾在广州几个大书院如学海堂、菊坡精舍、粤秀书院和粤华书院读书，所学皆是传统的“旧学”即经学和词章之学，所能接触到的也都是正续《皇清精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等旧学典籍，对于西学可谓茫无所知。[5]（第19～20页）
        但是，学术思想界的这种情形，在1895年以后开始有了极大转变。随着甲午战后新的传播媒介如旧书院的改制和新学堂的设立、各种近代学会的设立（据计，甲午以后到戊戌时期成立的各种学会达72个）[6]和新式报刊的出现，西学和“新思想”在内陆城市的士绅阶层中已经逐步扩散传播。值得注意的是，“甲午以后，思想上的变化不但是‘量’的，而且是‘质’的；不仅只是西学的散播，而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上起了激烈的变化”。“儒家的社会伦理，因新思潮的激荡而在基础上动摇”。[4]甲午之战，一蹶不振，人们才更加痛切地认识到，“外人所持者为兵甲之坚，科学之利，此非研经铸史考订词章所能有为也”。[3]（第20页）
        甲午战争是中国学术文化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谭嗣同说他30年以前所学都是旧学，30年后所学都是新学，而“三十年适在甲午，地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7]（第259页）梁启超也认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一），第249页）“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8]（第249页）无疑，甲午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及其年代，就构成了中国传统旧学向近代新学转变的一个历史界标。
        近代新学与旧学之争，是中国学术文化建设中的根本问题。但新与旧虽然揭示了进步与落伍的时代特征，却并不必然体现为爱国与卖国的民族立场的对立。我们不能否认倭仁等旧学代表的“尚礼仪不尚权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民族立场。但是，旧学只是维系旧时代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文化规范，是传统社会中人们“社会化”的内容或目标。在变动的近代社会，在民族危亡日趋严重的时代，一成不变的“旧学”还能担负起维系社会、教化人民从而适应社会生活基本需求的功能么？还能在外患日亟的近代肩负起凝聚民族精神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么？许许多多的旧学代表人物并不都是在读懂“西学”（事实上好多人从未真正接触过西学）的情况下，才开始舍弃对旧学的迷信和盲从的，而是在一而再的民族危亡惨痛的现实刺激下，有所醒悟的。因而，人们对于旧学价值及其命运的根本怀疑，是从中国彻底战败给日本的甲午战争开始的。一向坚守“夷夏之防”的保守派儒士们，在甲午战争中国败北于日本的事实面前，也开始动摇了传统的信念。《普天忠愤集》表达了这种文化心理转变的苦痛：
        窃思中夏被先圣先王之深，崇尚王道，一旦用夷变夏，人心本难自安。但以时事孔棘，亟在燃眉，参用西法，可速图效，转贫弱为富强，亦维持世变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必黜之，亦未免拘于墟耳。[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