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必须走以西学改造中学的道路，而不能徒恃西学。与六七十年代时“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2]（（一），第47页）的情况完全不同，“当今天下纷纷然竞尚洋务”的作法已经受到了严厉指责，被认为是“顾未有舍己以从人者也”的皮相之学。“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也。……故治民本也，仿效西法，其末也。”[2]（（一），第149页）
        如果从思想史的意义来看，上述主张早在70年代就由属于洋务派的郭嵩焘提出了。在“条陈海防事宜”奏疏中，他已经比较明确地阐述了关于“立国本原”的见解：
        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姑务其末者。[14]（第143页）
        类似的认识，在80年代两广总督张树声的奏稿中也是十分明确的。他批评洋务运动只采用西方生产技术，而忽视西方教育和政制，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所以即使建立起近代海军和四通八达的铁路，也不足恃。但这些洞见本原的言论却因言高见卓而远离了社会群体的接受能力，郭嵩焘终究落得一个横遭社会冷落的众醉独醒的凄惶结局。
        然而，如果属于社会真理的认识，不能从思想史的意义转化为社会思潮或社会认同意义，它就无法真正作用于社会。历史没有成就郭嵩焘个人，但历史却成就了郭嵩焘的认识。以20年的历史时光和甲午惨败的代价，郭嵩焘“故夫政教之及人本也”[14]（第141页）的思想，终于发展为一种社会共识。
        由洋务派倡导的“采西学”、“制洋器”的强国之策，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覆灭、割地赔款的媾和而受到举国责难。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势下，救亡之策的探讨终于超越了洋务的方案，开始从学术文化的本原上从事旧学的改造和更新，人们救亡图存的眼界从“制洋器”转向了“变政体”，从“采西学”转向了“新学术”。“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2]（（一），第45页）因而，着力于传统旧学的更新变革遂成为甲午战争后中国近代化道路的首要选择。
        时势提出了学术文化的创新任务，也就同时营造了“新学”英才成长的时代环境。作为近代“新学”主要代表的康有为的学术文化的转向也正好发生在这一时代潮流的转折之中。他一方面借助于深厚的传统学术文化功底从事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一方面以所能接触到的西学新识改造传统学术文化本身，“正是在这个‘新学’与‘新政’的基本支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划出了文化观念的分界线。一个对西方文化具有了新认识，从而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的新学派，应运而生了”。[15]
        康有为从小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具有极深的旧学功底。在他从少年到成年的重要历程中，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是他安身立命之所在：
        予小子六岁而受经，十二岁而尽读周世孔氏之遗文。乃受经说及宋儒先之言。二十七岁而尽读汉魏六朝唐宋明及国朝人传注考据义理之说。……始循宋人之途辙……既悟孔子不如是之拘且隘也；继遵汉人之门径……既悟其不如是之碎且乱也；……乃离经之繁而求之史……既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曰：孔子之道大，虽不可尽见，而庶几窥其藩矣。……乃尽舍传说，而求之经文。读至“礼运”，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16]
        在康有为的从学经历中，南海名儒朱次琦对他学术思想的影响甚深，“其学……主济人经世……发先圣大道之本，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所以，直到20岁后师从朱次琦，他还是一心一意发愤在旧学道路上成就自己的事业。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康有为对此充满了希望：“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以圣贤为必可期，以群书为三十岁前必可尽读，以一身为必能有立，以天下为必可为。……超然立于群伦之表，与古贤豪君子为群。信乎！大贤之能起人也。”[17]为自己设定了久远宏大的目标后，康有为在旧学的探求中可谓倾尽全力，“从朱九江先生学，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楚辞》、《汉书》、《文选》、《杜诗》、徐、庾文皆能背诵，仅用了两年时间于1878年秋冬就“四库要书大义，略知其概”。[2]（（四），第113～114页）但是，知之愈深则疑之愈甚，正是在对旧学的更深的了解中发生了信念危机，导致了他对于中国传统旧学的怀疑：
        以日埋故纸堆中，汩没灵明，渐厌之。日有新思，思考据家著书满家，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至冬辞九江，决归静坐焉。[2]（（四），第113～114页）
        康有为与朱次琦的分裂，既非个人恩怨，也非学术分歧，本质上表现为时代需求与旧学之间的巨大矛盾。尽管朱次琦倡导“经世致用”，但他的“经世致用观念根于旧学，他企图以学术态度的转变和旧学内部学术内容的调整挽救整个旧学的颓势并进而兴邦治国；康有为则视整个旧学如‘故纸’一堆，不能承担经世之用”。[18]旧学信念危机，促使康有为毅然决然地“于时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2]（（四），第115页）恰在此时，西学闯入了他的学术视野。
        在1874年时，康有为“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初步接触到比较浅显的西学知识。但“其时西学初输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2]（（四），第9页）仅仅属于世界地理方面的西学知识，并没有给早年康有为的学术思想留下什么影响。但是，当他在这次对旧学“渐厌之”的彷徨无计之机，于1879年再次接触西学时，便终于触发了他学术文化的根本转向。
        是年，他又读到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及其他几种西书，同时目睹了香港“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2]（（四），第115页）从此遂“渐收西学之书”，将学术文化的注意力移向西学。1882年，他离乡出游京师，道经上海时“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各书尽读之”，[2]（（四），第9页）“自是大讲西学，始释故见”。[2]（（四），第116页）从1882年冬间购西化、电、重学”[2]（（四），第116页）等自然科学书籍。“由他引用过的西说，可推知他读过侯失勒《谈天》、雷侠儿《地学浅释》。尤令他着迷的是李善兰、伟烈亚力的《几何原本》中译足本。”[19]（第180页）《几何原本》以它的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给不满空谈义理、反对沉湎术数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自然观基础。当他在学术文化的“绝境”之际，以深厚的中学积累去解读西书时，顿感“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俯读仰思，日新大进”。[2]（（四），第116页）西学的引入，为康有为“绝学捐书”的学术文化上的信念危机，注入了新的生机，“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2]（（四），第9页）
        两年内，他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写成了《教学通义》、《内外篇》、《实理公法全书》、《诸天讲》等著作，从而完成了学术文化的历史性转变，形成了系统的新的学术文化观念，“至乙酉之年而学大定，不复有进矣”。[20]于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新学”，就以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出现，为近代学术文化的弃旧图新和政体革新，奠定了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