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以“大抵诃旧学”并使梁启超等青年学子们“决然舍去旧学”的“万木草堂”的新学内容是什么？虽然西学知识已经化入了康有为的新学体系之内，但他的新学却不是“西学”二字所能概括得了。《“万木草堂”回忆》说：
        康先生讲学的内容，是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他讲学重“今文学”，谓“古文”是刘歆所伪造。即如《春秋》，则尊《公》《穀》而非《左传》。当时，他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21]（第236页）
        “草堂”常课内容主要包括：（一）读《公羊传》、《春秋繁露》，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诸子语类》；（二）主讲学术源流，“把儒、墨、法、道等所谓九流，以及汉代的考证学、宋代的理学等，历举其源流派别”。并及于文学中的书、画、诗、词各流派，“皆源源本本，列举其纲要”。（三）读“清儒经注及译本西籍，皆就有为决疑”。“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化、电等科学译述百数十种，皆所应读。容闳、严复诸留学先辈的译本及外国传教士如傅兰雅、李提摩太等的译本皆读。”[5]（第25页）[21]（第237页）
        除读书、讲学之外，“草堂”学生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课，即“功课簿”：要求每人将读书之疑问或心得写入功课簿，每半月呈缴一次，作为“万木草堂”一件重要制度。[21]（第237页）从学子们回忆起的功课簿内容看，读书的疑问和心得也主要侧重于中学之内，而非西学，如梁启勋对于“儒家哲学不言利”的质疑等。
        与旧学书院相对立的“草堂”新学，并不表现为西学特征，而是以会通中西为基础的新的学术文化，并且更多的体现了中学的特征。“康先生之所讲者，多为学术源流，凡经史词章，诸子百家，与夫时务之切要，世界之大势，亦无所不讲，此皆为各大馆所无者，以其不适于科举也，莫不群相非笑。”[22]（《妇孺韵语》）新与旧的对立，主要体现为是否“切于时务”和是否“适于科举”，而并不主要体现为西学的引入。从其讲学和课士的内容来看，与旧式书院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新固新矣，却未必西也，而仍然具有典型的中学特征。这一特征通过作为学纲的“长兴学记”凝练为“万木草堂”立学的宗旨。如“长兴学记”分科图表：[2]（（四），第13页）（见表1）
        通过“长兴学记”的分科宗旨，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西学在康有为新学体系中占有的地位是十分有限的，只是在分科的具体内容中包含了西学成分，如“义理之学”中的“泰西哲学”，“考据之学”中的“万国史学”、“数学”和“格致学”；“经世之学”中的“政治学原理”、“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实用学”及“群学”等；而在二级学科分类中，则基本是沿袭中学传统分类，而少有西学学科分类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西学的内容已经被融化在新的中学体系之内，而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整个学术系统里，体现的是以中学统摄西学，而不是由西学重构中学。所谓“折衷孔子，推尊《论语》，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言为至该”。[3]（第31页）这一特点，是我们把握近代“新学”民族定位的根本所在。
        “长兴学记”学科体系的这一特征，并不是康有为新的学术文化体系创建过程中的尝试，而是他新学体系成熟后的稳定特征。所以，“长兴学记”的学科宗旨，不仅仅体现在“万木草堂”中，而也体现在康有为所有的讲学活动中。1894～1897年康有为曾先后两次到桂林讲学，“提倡新学，开通风气”。[21]（第249页）那么，“自负为先知先觉者，欲以学术振人心”的康有为在桂林讲授“新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首先，学纲仍以“万木草堂”的“长兴学说”为依据。“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项为标准。其学目仍以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章之学四科为标准。”[21]（第254页）其他课外活动及其组织，也基本与“万木草堂”相同。
        表1“长兴学记”分科表
        一级分科二级分科基本内容
        学纲志于道格物克己厉节慎独
        据于德主静出倪养心不动变化气质检摄威仪
        依于仁敦行孝弟崇尚任恤广宣教惠同体饥溺
        游于艺礼乐书数图枪
        学科义理之学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宋明学泰西哲学
        考据之学中国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
        格致学
        经世之学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
        革得失政治实用学群学
        文字之学中国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
        科外学科校中演说（每月朔望课之）
        札记（每日课之）
        校外体操（每间一日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