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亟在燃眉”不得不“参用西法”，这大约代表了原来比较保守的人们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变化。
        “中国自甲午战败，外患日急，变法维新之议，虽自康有为倡之，但朝野有识之士，和者实不乏其人。”甚至在文化极端保守地区，风气也陡然一变，“湖南守旧之风，一时为之丕变”。[10]（第148页）李鸿章以一个久涉官场的老手，对旧学以及旧法提出了十分巧妙的回答：“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11][5]（上册，第101页）
        甲午战争对于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意义，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直接推动并加深了进步思想家们对于中国近代化道路选择的重新思考。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大体同时，都是双方学习西方和走向近代化的最初选择。但是，曾经站在同一起点上的中国和日本，经过30年的竞走，在甲午重逢时，已然是“儿童相见不相识”了，一胜一败，一强一弱，一个跻身于西方列强之林，一个形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其相差又何其巨也！
        为什么洋务运动“糜耗者数千万……阅三朝积弱如故”？[12]正是甲午战败的事实，促使中国的有识之士重新检讨中国的近代化道路，从根本上否定了洋务运动过分偏重于引入西方物质、技艺的“制器为先”的选择，开始从“政体”和社会政治学说方面来重新确定自己的近代化道路的选择。
        基于对中国变革方向的重新选择，梁启超对于洋务运动作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我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教育之有同文、方言馆及各中国学堂也，皆畴昔之人所谓改革者也……[2]（（一），第273～274页）
        无论是练兵、开矿，还是交涉、教育，如果不从“本原”上进行变革，结果只能是“练兵反不如不练”，“通商反不如不通”，“有外交官反不如无外交官”，“有学堂反不如无学堂”。因而，如果没有政教、学术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徒以洋务琐事虚饰新政，即使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改革与不改革何以异乎”？[2]（（一），第276页）
        甲午战争惨败的事实是一个具有悲剧意义的历史警示，它使30多年来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承担了战败的全部责任，至少在康、梁的眼中是如此。“然则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2]（（一），第275～276页）梁启超事后对于洋务运动评价的过激之论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但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认识的逻辑进程，都表明在甲午战争之后，社会进步人士已经开始了超越洋务所限，探求“富强”、“本原”问题的努力。如王韬就认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于“舍本而逐末”。“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乎末；当根乎内，而不徒恢张于外；当规于大，而不徒驰骛乎小”。[2]（（一），第135～136页）
        当然，何谓“立国之本”？人们的认识也并不一致，但作为时代性的思潮却在对于洋务运动的检讨中体现着共同的历史趋向：
        其一，都认为具体的技艺和练兵、造船等洋务“新政”，并不足以达到自强的目标。“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造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无其实也。”[13]（（一），第136页）将洋务新政视作无关中国大计的“皮毛”之举，是甲午战后进步思想家们的共同认识，梁启超说：“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13]（第105页）所谓“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的自强举措，“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7]（第202页）
        其二，政制和人才才是富强之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西国“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2]（（一），第40页）王韬的表述不同，其基本精神却是相同的，他说：“故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而总其纲领，则在储材。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2]（（一），第136页）同时，王韬的“总其纲领，则在储材”的认识，与郑观应“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2]（（一），第44页）几乎又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