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讲学范围比较宽泛，涉及中西各种学术和流派。据《桂学答问》所记：“分条叙述研读经、史、子、宋学、小学、职官、天文、地理、词章、西洋书等的方法，并列举书目。”[21]（第259页）基本内容则为经学、中西历史、中西地理，及《宋元学案》、朱子语录等。
        再次，讲学内容主要是《春秋公羊传》。“即以公羊学为中心讲义”，宣传其“改制”和“大同”思想，由此在桂林地区“引起学者之怀疑批评，国人之学术思想，遂生一大变化”。[21]（第257页）
        第二次到桂林讲学的方法与侧重点与第一次略有不同，从讲学方法上看，第一次完全依照“万木草堂”规则，第二次“则定为朔望讲学，庚子拜经”由学子根据《分月读书课程表》自行研读，作成札记或心得，由康批答；从侧重点而言，“其第一次讲学，注重在学术，以为今文学运动之开展，如所讲者，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其第二次来桂讲学，除仍指示研究学术方法外，对于文化、政治，统顾兼施……为提倡文化教育之开端，亦政治改革之先导”。[21]（第282页）但是，即使如此，康有为第二次桂林讲学也“仍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专注今文学运动，《礼记·礼运篇》则言其概略”，而《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春秋繁露》、《宋元学案》诸书，“随时摘要讲演”，“凡足以发挥今文学之要义者，俱旁征博引，以证今文学之真传未坠，益导之为主流”。[21]（第272页）可知，康有为桂林讲授的新学与“万木草堂”的新学是完全相同的，虽然“教人购西书，读西文”，但其学术文化的主体部分（无论是分为四科的义理、考据、经世、文章之学，还是春秋公羊学及各学派的源流等）都难以归属为西学，而只能归属于中学。
        徐仁铸的《轩今语》作为湖南“时务学堂”传播新学的纲要，曾对康有为的新学体系择要介绍。其内容概括为四：
        （一）经学。“当讲求微言大义，勿为考据训诂所困。经学当口说传记二者并重；经学当以通令为主义；经学当先通《春秋公羊传》”等。
        （二）史学。“史学以通知历朝掌故沿革得换为主，不可徒观治乱兴衰之迹；史学以官制、学派二端为最要；史学以民间风俗为要”等。
        （三）子学。“诸子之学，可与六经相辅而行。……诸子之中，可分为两种：一儒家，一非儒家，然其学皆出于孔子，宜先读子学流派各书，以知其大概。诸子之学多与西政西学相合。”
        （四）宋学。“宋学为立身之本，不可不讲；宋学宜先读学案。朱子书宜读语类；诸儒文集宜择读。”[3]（第33～34页）
        从“万木草堂”的学规，到桂林讲学的宗旨；从徐仁铸《轩今语》再到“时务学堂”的10条学约（即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康有为学术文化体系的基本精神和特征“不过略采西国学制，兼取新说”，“合中西之学并为一谈”而已。[3]（第38页）“以中西学课士”，[2]（（四），第127页）并将西学融会在他创建的新的中学体系之内，是康有为新学的明显特点，这体现了他学术文化上“化西为中”的时代性；但他创立新学和传授新学的立足点却又是中学，更多地体现为“以中释西”的民族性。
        近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先进之士不断追求文化革新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这一发展的时代高度。“正是康有为，集中了从龚自珍、冯桂芬以来绵延了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要求和理论，构成了一个体系。”[19]（第215页）而这个新的学术文化体系，与其说是西学的移植，毋宁说是传统中学的近代模式，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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